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

　　本書的研究范圍是自由主義模式的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域的結構和功能，即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域的發(fā)生與發(fā)展，因此，本書關注的是這一歷史形態(tài)的主要特征，而忽略了歷史發(fā)展過程中似乎遭到壓制的平民公共領域（plebejischeOffentlichkeit）這一變體。本書前言特色及評論文章節(jié)選本書前言推出新版是由于外來原因促成的。盧希特漢德（Luchterhand）出版社曾經(jīng)出版過我的早期著作，對此，我深表感謝。如今，這家出版社被拍賣了，拙著自然也就有必要換一家出版社。三十年后再來重讀此書，我越想做一些改動，進行刪減和增補，就越加清醒地意識到此舉之不可為。如果真要這樣做，那么，我首先就必須解釋清楚，為何沒有對全書進行重寫。而這又遠遠超出了作者的能力范圍之外，因為我這些年來已另有關懷，對于各種散見的研究文獻也缺乏全面的了解。更何況當時的研究已經(jīng)綜合運用了各個不同學科大量難以駕御的文獻。（盧希特漢德出版社的）第十七次印刷已經(jīng)銷售一空，在這種情況下，我決定重新出版此書，而且基本不做改動，原因主要有這么兩個：其一，本書已經(jīng)成為不同年級的教材，因而需求不斷。其二，在現(xiàn)實當中，中歐和東歐的追補革命使我們目睹了公共領域結構的轉型。直到去年，美國才趕著推出了本書的英譯本，而美國讀者對此書的接受也說明這一主題仍具有現(xiàn)實意義以及廣闊的研究前景。趁著這次新版的機會，我想作出一些解釋，當然，這樣做與其說是要克服，不如說是想澄清三十年的時間落差。聲稱自50年代末60年代初此書問世以來，各種研究和理論課題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這樣做顯得毫無意義。阿登納時代結束以來，科學外部的當代經(jīng)驗語境發(fā)生了改變，而社會科學研究正是從中獲取研究視角的；我自己的理論同樣也變化了，變化的當然不是基本特征，而是理論結構。我想先粗淺地描摹有關課題領域的印象，之后，對這些變化做一至少是描述性的勾勒，以期對將來的研究有所啟迪。我將循著本書的框架結構進行論述。我首先想談一談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域的歷史起源和概念（第一章至第三章），然后再從社會福利國家轉型和大眾傳媒對交往結構的改變這樣兩個角度討論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第五、六章）。接下來，我將探討公共領域理論陳述的前景及其規(guī)范意義（第四、七章）；其中我所關注的是本書的研究對于當前再次具有重要意義的民主理論問題會作出怎樣的貢獻。從這個角度來看，本書問世之初并沒有受到廣泛重視，而是到了學生造反和由此引發(fā)的新保守主義反動潮流盛行之際，才被普遍接受。而且，期間還不時受到來自左翼或右翼的攻訐。一、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域的起源與概念（1）正如初版序言所說，我的主要目標在于從18和19世紀初英、法、德三國的歷史語境，來闡明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域的理想類型。要想提煉一個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的概念，就必須把它在一個十分復雜的社會現(xiàn)實當中所具有的一系列典型特征描述清楚。和任何一個一般的社會學課題一樣，歷史趨勢和歷史事例的選擇、統(tǒng)計意義和衡量輕重都是一個問題；倘若我們不能像歷史學家那樣追本溯源，而僅僅依靠二手材料，那么，這個問題當中將隱藏著巨大的風險。歷史學家批評我“經(jīng)驗欠缺”，是十分中肯的。杰弗里·埃萊（GeoffreyEley）在其為1989年研討會提交的詳盡入微的論文中，作出了友好的評判，于我不啻是很大的慰藉。他說：“在重讀此書時，給我的一個深刻印象是，在當時能夠獲得的文獻材料十分有限的情況下，此書在歷史敘述方面竟然如此翔實可靠，而且想象豐富！”魏勒（H.U.Wehler）的文章旁征博引，概括有力，它充分認可我的分析的基本特征。直到18世紀末，德國才形成“一個規(guī)模雖然偏小，但已經(jīng)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領域”。一般的閱讀公眾主要由學者群以及城市居民和市民階級構成，他們的閱讀范圍已超出了為數(shù)不多的經(jīng)典著作，他們的閱讀興趣主要集中在當時的最新出版物上。隨著這樣一個閱讀公眾的產(chǎn)生，一個相對密切的公共交往網(wǎng)絡從私人領域內部形成了。讀者數(shù)量急劇上升，與之相應，書籍、雜志和報紙的產(chǎn)量猛增，作家、出版社和書店的數(shù)量與日俱增，借書鋪、閱覽室（Lesekabinetten），尤其是作為新閱讀文化之社會樞紐的讀書會也建立了起來。與此同時，德國啟蒙運動后期產(chǎn)生的社團組織的重要性也得到了承認。社團組織之所以具有進步意義，與其說是因為其組織形式，不如說是由于其顯著的功能。啟蒙社團、教育聯(lián)合會、共濟會秘密結社以及啟蒙秘密會社（Illuminatenorden）等協(xié)會是通過招募而由私人成員自愿組成的。在協(xié)會內部，人們平等交往，自由討論，決策依照多數(shù)原則。在這些一定程度上還把市民排斥在外的協(xié)會中，后來社會的政治平等規(guī)范得以貫徹實施。而后，在法國大革命的沖擊下，原本以文學和藝術批評為特征的公共領域漸趨政治化了。這種情形不獨出現(xiàn)在法國，在德國也是如此。直至19世紀中葉，“社會生活的政治化”、輿論報刊的繁榮、對抗官方檢查制度以及爭取輿論自由等表明，不斷擴大的公共交往網(wǎng)絡的功能發(fā)生了轉變。檢查制度是德意志聯(lián)盟各邦國用以抵制政治公共領域機制的工具，這種機制在德國一直延宕至1848年。檢查制度的實際功效僅僅在于，把文學和批評在一定程度上投入政治漩渦之中。霍恩達爾（PeterU.Hohendahl）運用我的公共領域概念，研究了具體過程。他認為，1848年革命的失敗標志著早期自由主義公共領域的結構已經(jīng)開始轉型。埃萊指出新近英國社會史研究的重要性。這些研究很好地運用了現(xiàn)有的公共領域研究的理論框架，因為，它們以18世紀形成的那些自愿協(xié)會為基礎，依照19世紀英國的大眾自由主義，對階級形成過程、城市化過程、文化動員過程以及新的公共交往結構的產(chǎn)生過程等進行了研究。威廉斯（R.Williams）的交往社會學研究的主要是早先以文化批判為特征、由受過教育的市民組成的文學公共領域向由大眾傳媒和大眾文化操縱的領域的轉型過程。威廉斯的研究很有啟發(fā)意義。與此同時，埃萊堅持他的不同觀點，認為我對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域的過分渲染導致了不正確的理想化，即，夸張了以閱讀為中介、以交談為核心的公共交往的合理層面。資產(chǎn)階級公眾的前提是，在共同階級利益的基礎上，彼此爭斗的不同黨派至少在原則上能夠達成共識。即便人們認為，資產(chǎn)階級公眾具有某種程度上的同質性，并以此為出發(fā)點，也不能錯誤地侈談單數(shù)意義上的公眾。隨著我模式中觀察距離的變化，資產(chǎn)階級公眾內部發(fā)生了分化，撇開這些分化不談，如果人們一開始就考慮到相互角斗的種種公共領域，考慮到擯除于主導公共領域之外的交往過程具有的能動性，那么，情況就并非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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