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是我畢生從事的專業(yè)。年輕時候,我?guī)煆闹洕鷮W家宋濤、蘇星、張朝尊教授,打下了較扎實的理論基礎。1959年從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研究生畢業(yè)以后,一直在北京大學從事教學工作。1985年晉升教授,1986年被國家學位委員會批準為博士生導師,至今已培養(yǎng)博士20多人,碩士40多人,指導國內外訪問學者數十人。我學習和研究經濟學,雖然已有40余年,但真正研究工作,主要是最近20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從事多方面的研究,出版專著12部,發(fā)表論文數百篇,主編著作20多部,約1000多萬字。這部《重新認識社會主義》,是從已經發(fā)表的論文中選編的。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經歷了半個世紀,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但在一個較長時期,我們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認識不夠全面和深刻。按照傳統(tǒng)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根本對立的。社會主義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資本主義實行生產資料資本家私有制;社會主義實行計劃經濟,資本主義實行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資本主義實行按資分配;社會主義消滅貧富差別,資本主義兩極分化;社會主義充分就業(yè),資本主義失業(yè)嚴重;社會主義經濟不斷發(fā)展,資本主義發(fā)生周期性經濟危機,等等。實踐證明,這些認識是片面的。因此,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重新認識社會主義,重新認識資本主義,重新認識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為我國改革開放提供理論依據。這就是我寫作本書各篇論文的基本原因和基本思路。我國改革開放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yè)。在改革開放實踐中,出現(xiàn)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需要人們思索、研究、探索,進行理論創(chuàng)新。本書第一、二、三部分反映了我對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與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探索,并在若干重大理論問題上提出了創(chuàng)新的見解。其中發(fā)表于1981年的《關于改革經濟管理體制的若干設想》一文,在國內學術界率先提出國有企業(yè)“兩權分離”理論,為此獲得首屆孫冶方經濟學獎、全國改革與發(fā)展金三角獎。1989年發(fā)表的《重新認識社會主義》一文,明確提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既有區(qū)別又有聯(lián)系,面臨著許多共同的經濟社會問題,因而借鑒資本主義發(fā)展經濟和解決經濟問題的有益經驗,是十分必要的。1992年發(fā)表的《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改革總目標》一文,批判社會上曾經流行的“恐商病”、“恐市病”、“恐資病”,提出了市場經濟五大特征,對市場經濟作了較深刻的理論概括。這些理論觀點,得到學術界和社會上的高度重視和廣泛認同,發(fā)生了較大的影響。我國正處在從傳統(tǒng)社會主義向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轉變,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從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轉變,從溫飽經濟向小康經濟轉變,從粗放型為主向集約型為主的增長方式轉變。在這個新舊體制交替時期,宏觀經濟運行方式日新月異,經濟重點、難點、熱點問題不斷變化,需要及時進行理論研究,提出對策建議。近10年來,我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經濟參考報》、《金融時報》、《中國證券報》、《中華工商時報》、《經濟學家》、《經濟科學》、《經濟界》、《當代經濟》等全國性重要報刊上,在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香港《南華早報》、韓國《京鄉(xiāng)新聞》、馬來西亞《星洲日報》、臺灣《中國時報》等港臺以及海外有影響的媒體上,發(fā)表了大量論述我國宏觀經濟的文稿。這些文稿的特點是問題具體、觀點明確、理論分析與對策建議密切結合、時效性與針對性較強。這些論文大部分收集在《中國經濟熱點透視》(199年出版)、《中國宏觀經濟縱論》(1998年出版)、《談股論金》(1999年出版)和即將出版的《中國經濟問題隨筆》(2000年初)中,本書從200多篇論文中選編了10多篇,構成本書第四、五、六部分的內容。其中《關于確保金融安全與金融發(fā)展的若干建議》,是我在1999年3月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九屆二次大會上的發(fā)言。針對當時情況,明確提出“發(fā)展是從根本上防范金融風險”、“不發(fā)展是最大的不安全”的觀點,在全國發(fā)生很大影響。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當時所論述的問題,大多已經解決?,F(xiàn)在把這些文稿收集出版,既是為了反映本人的研究成果,也可從中看到不同時期宏觀經濟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因而具有一定的價值。對外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我國與海外經濟往來和經濟合作日益發(fā)展。世界經濟尤其是周邊國家和地區(qū)經濟狀況與我國經濟發(fā)展息息相關。因此,雖然我的專業(yè)不是國際經濟,但近年來我也用部分時間關心國際經濟問題,并先后訪問和考察了歐美和東亞許多國家和地區(qū),參加了多次國際經濟研討會,發(fā)表一些研究國際經濟問題的文稿,尤其是1997年夏天東亞金融危機爆發(fā)以來,促使我更多關注國際經濟問題。本書第七、八部分,反映了我這方面研究的部分成果。本書文稿基本上都是我擔任博士生導師以來的作品。為了使文集重點突出,我另一領域的研究成果,即馬克思恩格斯生平與著作的研究,在文集中未作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