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孟法師碑

　　我國的楷書產(chǎn)生于漢末魏初，古人在書寫過程中發(fā)現(xiàn)隸書的波捺只具有裝飾作用，并無實際意義，于是便揚棄波捺采用回鋒收筆的辦法，便形成了楷書。但早期雛型的楷書依然體勢微扁，保持著十分濃重的隸意，經(jīng)過六朝近四百年的蛻變，至清朝時已趨成熟，隋朝國祚僅二十九年，但在楷書的發(fā)展史上卻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可謂“熔南北于一爐，開唐書之先聲”。至唐代自高祖李淵統(tǒng)一宇內(nèi)至昭宗末年，歷時二百八十七年，其間書家輩出，流派紛呈。一方面由于帝王的提倡，以書取仕，朝廷設立“弘文館”，不論文武官員，凡列五品以上者，皆可到弘文館內(nèi)學書，于是學書之風蔚然，特別是楷書，向達于鼎盛時期，另一方面富有浪漫色彩的大草得以長足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以張旭、懷素為代表的書家，矩矱森嚴的楷法和抒情寫意的狂草構成了唐代書風的時代特色，上承漢魏六朝，下啟宋元明清，千百余年來的眾多書家，莫不取法唐人，可以說唐代是我國在楷書史上的黃金時代。初唐書家有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殷令名、王知敬、歐陽通、鐘紹京、薛稷等，其中對后世影響最大的當推褚遂良。據(jù)劉熙載《書概》謂：“褚河南書為唐之廣大教化主，顏平原（真卿）得其筋，徐季海（浩）之流得其肉”，事實上歷代許多書家都脫胎于褚遂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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