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斷：龍應臺：大眾傳播中的公共知識分子/李靜在言論不夠自由的社會中，一個知識分子進行社會關懷時，可能有兩種言論方式會妨礙其實現目的：一是言論的烈度越出了出版檢查所允許的范圍；一是該知識分子的言說方式太過艱澀，難以為廣大的受眾所理解。前者的結果是某種聲音難以出籠，后者的結果是某些好話說了也沒人聽。無論是哪種情形，他的批判性話語都未能有效地進入公共領域，這是極其令人遺憾的事。龍應臺恐怕對這些偏差早已明了，因此在80年代給臺灣報紙寫那些火氣甚大的專欄（后收入《野火集》）時，這位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心底有一個最重要的目標：如何能推到言論鉗制最危險的邊緣，卻又留在影響最大的主流媒體中？”為了達到這一目標，龍應臺在完成關于艾略特的詩學博士論文后就在臺灣的大眾傳媒上發(fā)表盡量淺近明晰（這使她擁有從門歲到70歲的高中以上文化水準的廣泛讀者）；盡量切中時弊且又能為當局的最后底線所容忍（這使她得以在讀者面前“帶著鐐銬跳舞”）的文字，依靠大眾傳媒無孔不入的特性，龍應臺最大限度地實現了自由人文主義理念的社會化和普及化。在這種堅持不懈的寫作中，龍應臺確立了她獨特的文化身份——大眾傳媒中的公共知識分子，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隨筆實踐家，以本土現實為坐標的異域文化觀察者，堅持并傳播精英文化觀念的大眾文本作家。可以說，她從80年代的《野火集》到新近出版的兩本書《百年思索》和《我的不安》都貫穿著一條主線——即內容上迫切的社會改造和政治改良意識，形式上的易接受性。她在報刊專欄文章中迂曲地爭取政治權利，開拓言路空間，激發(fā)民眾的自由信念，傳播理性而獨立的思維方式……和純文學的藝術性與自足性相對，龍應臺的這種寫作是開放的，吁請閱讀者在社會生活中付諸行動的，與社會現實之間有著直接對話的，因此可以說她的寫作一直是一種廣義的“政治寫作”——如果“政治”即是指那種意在或多或少構建或改變一種公共空間結構的行為的話。但是她的這種一貫性內部也由于時代的變遷而有分別，正如龍應臺在一次專訪中所概括的，她的寫作大致分為三個段落：“第一個段落是寫《龍應臺評小說》、《野火集》的時代，那個時候是憤怒少年的心情，第二階段應是1986年，到了瑞士，開始寫《人在歐洲》；幾乎把對臺灣的注意力轉移到歐洲的現象；但也是以臺灣作一個參考座標去看那種現象。第三個階段應該從40歲開始，從1992年，《看世紀末向你走來》那幾本書到現在，大概對我最有影響的是，進入歷史的世界?！?0歲之后的寫作，我看到的同樣是一個現象，但憤怒不再了，取而代之的是強烈的求知欲，看到一個現象，我會留意現象之所以產生的來龍去脈到底是什么。”《百年思索》和《我的不安》看來主要是龍應臺第三寫作階段的產物（里面的文章都沒注明寫作日期，我以為這是一個很大的缺憾）。在這里憤怒是不大出現了，但是仍充滿了憂患、關懷和探究的緊張感?！栋倌晁妓鳌酚^察和思索的對象是歐洲、中東、古巴等異域的土地，但它們都被作者置于歷史的長河和中國現實的視境之內。或者說，那些異域的現實之所以被描述，乃因為它們的確能夠給思考中國現實問題提供另一個參照的維度，在這種維度的展示中，讀者會自然地將其與中國現實相對照，進一步思考和探尋解決問題的合乎理性的路徑。比如在《尊重誰的文化差異》一文中，針對西方自詡進步的“文化相對論者”所信奉的“尊重不同的文化差異，因此不能將現代西方的人權標準求諸中國”這一觀點，龍應臺一針見血地指出：“對于統(tǒng)治者而言，它（指文化差異——引者注）是一個可以鞏固政權的便利工具。步驟一，他按照自己統(tǒng)治所需來定義什么是‘民族傳統(tǒng)’、‘固有文化’。步驟二，將敵對的文化定義為相反的另一極。步驟三，將他所定義的‘民族傳統(tǒng)’、‘固有文化’與‘愛國’畫上等號。這么一來，任何對他的統(tǒng)治有所質疑的人都成了‘叛國者’，他可以輕易地鎮(zhèn)壓消滅，往往還得到人民的支持，以‘愛國’之名。因此，問題的癥結不在‘尊重’文化差異，而在‘認識’真實的文化差異。”此文顯示出龍應臺的政治文化立場和許多一到西方就立刻成為“文化相對論者”的中國知識分子完全不同——后者大概是在與西方對話的過程中痛感到“自我認同”與“民族認同”的危機，而“文化相對主義”則會使身為弱勢群體之一員的他獲得“自我認同”的原動力，他可以作為“相對”的那一極的文化承載者來現身說法，來捍衛(wèi)被“西方強權壓迫著”的“東方民族傳統(tǒng)和民族文化”，來批判“野蠻的西方殖民文化”。但是當東方的極權話語借“文化傳統(tǒng)”之名行侵害自由泯滅創(chuàng)造之實時，這種沒有時空差別的捍衛(wèi)便往往會變味為對極權意識形態(tài)的辯護。而這種歧途是身在歐洲的龍應臺所一直竭力避免的。但在呼吁人們關注國內的邊緣弱勢群體的時候，她也會采取文化相對主義立場：“中國有80％的農民，我們是否努力過以農民的視角為視角而不把偶爾下鄉(xiāng)的知識分子的解釋接受為惟一的解釋？……如果知識貴族當道，我們就不見庶民，而當痞子作霸王時，知識價值就被踐踏，所謂文化正統(tǒng)只是版本不同的愚民手冊——這樣的文化傳統(tǒng)我們要它干什么？”看來把文化相對主義用在對本土強勢集團的批判和知識分子話語權力的自我反思上時，還真的很管用。一直以一個“當下本土中國知識分子”的身份思考和寫作，從未作“旅居型華裔知識精英回國觀光”式的言說，是龍應臺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特點。在《百年思索》和《我的不安》這兩本新書里，看得出龍應臺主要關注點有三：一是民主社會中的民粹精神和文化平庸主義所帶來的問題，其中滲透著她對所謂“多數的暴政”的審慎的批判；二是如何給歷史罪人定罪和歷史罪人如何承擔歷史罪責的兩難困境問題；三是對不同地域的精神氣質文化所做的評說和爭論。無論涉及何種問題，她的所有文本都貫穿著對理性不健全的懷疑和焦慮，以及對自由的文化創(chuàng)造精神的刻意呵護。無論談論何種問題，尤應臺都從自己的親身見聞起筆，在行文中漸深漸遠，以鮮活的經驗而非純粹的理論來論證她要講的道理。因此無論是對學者還是對高中生，她的文字都有足夠的思辨趣味和思考空間可供進入。另外，我們可以看到，當龍應臺說可否“以農民的視角為視角”的時候，她是一個政治上的民主主義者；當她悵望德國魏瑪小城由歌德和席勒的舞臺變?yōu)榉磳ΜF代藝術、支持納粹的庸眾的天下時，她又是一個文化上的精英主義者。政治的民主主義和文化的精英主義構成了現代自由主義的內在緊張，當天平向一端絕對傾斜時，另一端就有被傾覆和毀滅的危險，這時候脆弱的世界便會吁求完美的平衡，而這，恐怕就是政治家的事情了。當龍應臺決定投筆從政的時候，心中是否就涌動著這近乎烏托邦的幻想？龍應臺是一位以豐富的履歷和廣博的見聞來做自己文本資源的作家，我們可以說她是專家眼里的“半瓶子醋”，也可以說她是一位極會利用大眾傳媒張揚自身的知識分子明星，但還可以說她是巧妙地處理了大眾傳媒與知識分子話語關系的智者——她出色地使文明觀念的精華被大眾廣泛地接受，而這是許多“技術知識分子”所不屑為的。無論如何，龍應臺以播散力最強的明澈有力的聲音，毫不含糊地和臺灣民眾一起分擔過專制的痛苦，也與他們相伴著探求過通往自由與文明的道路。知識分子實現自身價值的方式有許多種，而龍應臺曾經走過的歷程，在我看來就是其中很令人尊敬的方式之一。本書前言世界處于令人難以一言以蔽之的非凡時代，中國與世界同步地處于更加令人難以一言以蔽之的非常時期。狹隘意義上的知識，已經成為前沿的前沿；純粹意義上的經濟，已經被推到了中心的中心。然而，知識分子的良知與思考因其衰弱而被反復地呼喚，思想文化領域的空間因其狹小與邊緣而被再三地拓展。“世紀中國”同站（www．cc．org．cn）和《東方》雜志以能夠參與這辛勤的拓展和真誠的呼喚而感到欣慰。“世紀中國”是以人文思想和社會科學為主要內容的中文學術網站，自2000年7月19日開通以來，以其客觀而理性、豐富而開放、準確而完備的面貌，得到了海內外思想文化學術界的關注和認同，目前已擁有數百位各學科優(yōu)秀的作者隊伍，庫存原創(chuàng)稿件6000萬字，點擊率日平均4萬人次。成為全球中文人文社科類影響最大的網絡媒體。為了充分發(fā)揮“世紀中國”網站資料庫、人才庫的優(yōu)勢，2001年3月起我們開始主辦《東方》雜志，試圖通過網站與雜志資源共享、手段互補的方式，探索信息時代公共傳媒新的功能與特性。與“世紀中國”網站相比，《東方》雜志在內容與形式的定位上，都更加關注青年知識群體。事實證明，我們的理想并不是妄想。作為開放的平臺，網站與雜志面世近兩年來，面對重大事件和話題，其反映的速度，參與者的廣度，討論的深度，都說明這兩個媒體已經具備了健康成長的基礎，并顯示了它正在走向成熟的實力與潛力?！?001·東方·人文備忘錄》是網站與雜志代表性文章的結集。我們期待著，讀者能從中窺見到編者的視角與姿態(tài)，能從中感受到編者的思考與追求；我們還期待著，有更多人能和我們同行在辛勤拓展的道路上，有更多人能與我們共同呼喚。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2002·東方·人文備忘錄》以及今后將陸續(xù)出版的“東方人文書系”一定比這本更加厚重，更有閱讀快感和保存價值。《東方》編輯部200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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