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是什么

　　英國人類學家利奇（Edmund Leach）曾在所著《社會人類學》中，批評了一些人類學教材，說它們以昆蟲學家采集蝴蝶標本的方式來講述“人”這個復雜的“故事”。①利奇的意思是說，要讓人理解人類學，不能簡單地羅列概念和事例，而應想法子讓學生和愛好者感知學科的內(nèi)在力量。　―王銘銘（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 ：：：：：：：：：：：：：：：：：：：：前言：　“志于道，據(jù)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學習一門學問，一如學習做人一樣，需追求它的道理、規(guī)則、價值和技藝。怎樣才能獲得這些東西呢？我們一般要翻閱一些入門書，通過了解基礎知識來接近學科。可是，了解和把握學科所需要的東西，比書本知識能告訴我們的多。人類學是一門特別注重體會和理解的學科。要說清楚它的真諦，挑戰(zhàn)性更大。有幾本人類學教材能超凡脫俗？能避免學匠式的鋪陳？能提供真正的洞見？英國人類學家利奇（Edmund Leach）曾在所著《社會人類學》中，批評了一些人類學教材，說它們以昆蟲學家采集蝴蝶標本的方式來講述“人”這個復雜的“故事”。利奇的意思是說，要讓人理解人類學，不能簡單地羅列概念和事例，而應想法子讓學生和愛好者感知學科的內(nèi)在力量。給寫教材的人這么大的壓力，有點兒不公道。學業(yè)有專攻。我們對致力于專題研究的學者給予尊重，也應當鼓勵那些將心血費在基礎知識傳播的人。無論寫得全面不全面，深刻不深刻，獨創(chuàng)不獨創(chuàng)，教材總是普及知識的重要途徑。然而，若將利奇的批評當作提醒，卻也并非沒有一點好處。你若翻閱幾本人類學教材，就會知道“連篇累犢”這句老話的意思，就會感到利奇說的那席話正中要害。你若做過學科導引性工作，就會能從中體會到其中的枯燥無味和難以克服的累贅。要說哪本人類學入門書比較好，我私下有一個判斷。逝者如斯，現(xiàn)代派的人類學已經(jīng)經(jīng)過了一百年的發(fā)展，弗思（Raymond Firth）六十多年前發(fā)表的《人文類型》那本小冊子，今天讀起來竟然還是比較新鮮。關心一點中國人類學史的讀者能知道，這本書早在1944年已由弗思的學生費孝通先生翻譯出來，并由當時在重慶的商務印書館出版發(fā)行。弗思大費先生八歲，2002年2月逝世，這時他已經(jīng)101歲，按我們中國人的觀點，應是值得尊重的“百歲老人”。可在他的晚年，英國年輕一代的學者不大理會他?？赡苁且驗樯谝粋€“尊老愛幼”的傳統(tǒng)里，我對弗思尊敬有加。當然，弗思值得尊重不只是因為他老，更主要地是因為他的作品總是耐人尋味，他的《人文類型》便是這樣的作品?！度宋念愋汀芬宰顬楹啙嵉恼Z言，論述了一門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如此多樣的學科，為我們了解人類學提供了賞心說目的緒論。“什么是人類學？”人們可能以為，只要是學科的專業(yè)研究人員，都應當能夠一語道破。一些人類學家也“一言以蔽之”地對自己的學科進行簡明的定義。在很多教材中，作者言簡意賅地告訴我們說：人類學這門學科，就是“人的科學”（the science of man）。這樣的一個答案，不求甚解的人會放過，不小心的人則可能頗受它的誘惑，而深思的人則知道，它包含的信息量并不怎么大。所有的人文社會科學都是研究人類的，難道都應當被納入人類學嗎？人文學的諸多學科，如文學、史學、哲學，也都是研究人的文化創(chuàng)造、歷史變化和世界觀的。其中，最典范的是哲學，它包括了人與自然界之間關系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論述，很像“人的科學”。而社會科學中的社會學，也是研究人的社會的。由此類推，政治學研究人的政治性，經(jīng)濟學研究人的經(jīng)濟本性和活動，管理學研究人的管理，等等。于是，說“人類學是人的科學”，等于什么都沒有說。那么，人類學到底是什么？這門學科到底為我們理解人類自身提供了什么樣的獨特洞見？我們應怎樣理解這門學科的研究價值？從本意上，人類學確有一種“包打天下”的雄心，但恰好也是這門學科又給了自己的研究一個嚴格的范疇限定。要說清楚這門不無內(nèi)在矛盾的學科，就要知道這門“人的科學”曾以研究那些古老的“原始人”為己任，而要令人信服地解釋“人的科學”與“原始人的研究”有何干系，難度其實不小。我之所以稱贊《人文類型》，是因為這畢竟是一位現(xiàn)代人類學奠基人從學科內(nèi)部對人類學進行的全面闡述，它論述的內(nèi)容，充分體現(xiàn)了人類學這門學科的整體概況、內(nèi)在困惑和內(nèi)在意義?！度宋念愋汀返恼姆制哒?，每一個章節(jié)都有自己的主題，全書概要介紹了人類學家從七個方面對人類進行研究的心得。這七個方面分別是：（1）種族特征與心理差別；（2）人和自然；（3）原始社會的勞動和財富；（4）社會結(jié)構(gòu)的某些原則；（5）行為的規(guī)則；（6）合理和不合理的信仰；（7）人類學在現(xiàn)代生活中。弗思在書中引用的例子，不獨來自西方人的社會，也不獨來自非西方的部落與文明。 ：：：：：：：：：：：：：：：：：：：：作者簡介： 王銘銘畢業(yè)于廈門大學，后留學英國倫敦大學，獲人類學博士學位，現(xiàn)任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著有《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力》、《逝去的繁榮》等，近作有Grassroots Charisma：Four Local Leaders in China（與Stephan Feuchtwang合著）及《王銘銘自選集》。 ：：：：：：：：：：：：：：：：：：：：請讀片斷： 1．1人怎樣成為人曾興盛一時的體質(zhì)或生物人類學，既強調(diào)人與動物界之間的連續(xù)性，把人看成動物的一部分來研究，又主張在人與物之間延續(xù)性的分析中，展示那些將人與動物區(qū)別開來的特征。這方面的研究，一度被人們稱為“人體測量學”、“人種學”、“民種學”和“種族學”的研究。從16世紀到20世紀前期，歐洲存在對不同種族的體質(zhì)差異的興趣，那時人們關心一些今天聽起來古怪的問題：為什么黃種人的鼻子那么扁？德國人的頭發(fā)那么金黃？黑人的額頭為什么那么低矮？為什么有的種族多毛、有的種族少毛？這些種族之間的差別有多大？差異到底意味著什么？四五百年前，開始有人用儀器來測量種族差異。到19世紀，在生物學家達爾文等人的影響下，原來從事人類種族的體質(zhì)測量學研究的學者，開始對人類身體的進化產(chǎn)生濃厚的興趣。有關種族差異的研究，一時也轉(zhuǎn)向了從動物到人的進化的研究，尤其是從猿到人的進化及人在環(huán)境適應過程中形成的體質(zhì)差異。傳統(tǒng)的體質(zhì)人類學比較容易理解。你參觀一家人類學博物館時，會看到它有人類進化的主題展覽，展示了系列性的泥塑群和古人類的遺骸（主要是牙齒和頭骨），用雕塑和考古文物講述著一種人的進化史。你形成一種印象：這些遺留的骸骨，給我們展示了人怎樣逐步站了起來，變成“直立人”，而不是四腳著地的動物，變得比動物具有更為廣闊的視野；人怎樣在必然和偶然之中，發(fā)現(xiàn)火的用途和重要性，變成吃熟食，而不再像野獸那樣生吞活剝，等等。人的直立行走，為人類帶來了什么樣的可能性，這是體質(zhì)人類學的經(jīng)典課題。體質(zhì)人類學家認為，直立行走使人擴大視野，提高了與其他動物的競爭力。不僅如此，直立人與動物相比，可以更真實地看到他們的同伴，更容易形成相互的認識、相互的欣賞與群體的紐帶。人類學家也相信，人吃了熟的東西，腦的結(jié)構(gòu)會變得比動物復雜，為自身的文化創(chuàng)造提供了生物學的基礎。這些表現(xiàn)人的創(chuàng)造和身體演變之間關系的展覽，大體上講還是體質(zhì)人類學家關心的核心問題。體質(zhì)人類學的研究，尤其是古脊椎動物、古人類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幅人類自身身體進化的歷史圖景：約在五百萬年前，東非大草原是人的最早祖先的生活場所，那里的南方古猿由公猿、母猿和子女組成小群體，他們狩獵動物，用最原始的石頭、骨頭和棍子來與其他動物爭奪生存的空間。這些初步直立的類人猿，手變得越來越靈巧，智力得到逐步的增進。大約在一百六十萬年前，南方古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成熟的直立人，他們廣泛分布在東半球，如中國和爪洼。他們的腦容量增大了，使用的工具也得到進步，制造的工具和武器逐步精致化。十五萬年前，人類得到進一步的發(fā)展，以尼安德特人為代表，他們有了系統(tǒng)的語言和原始的藝術，初步形成了社會的道德風尚，但仍然不能生產(chǎn)食品。到一萬五千年前，人類社會產(chǎn)生了“農(nóng)業(yè)革命”，食品生產(chǎn)社會出現(xiàn)，人開始不完全依靠自然界的果實、野獸、魚類來生活，這從根本上改變了人的生存狀況。研究人類的身體變化，主要的證據(jù)來自牙齒和骨骼的化石，而前者的地位很高，因為它表現(xiàn)出了進化的矛盾色彩。人類學家說，古人類的牙齒越鋒利，他生活的年代就越久遠。越古老的人類，越需要依靠鋒利的牙齒來與其他動物搏斗，來咀嚼粗糙的食物。隨著人類的智力的發(fā)展，他們可以用人造的工具和武器來代替自然賜予的身體器官，于是牙齒越來越不需要被動用，變得越來越脆弱。牙齒的弱化過程，也是腦容量增大、腦結(jié)構(gòu)復雜化的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人與自然界之間“斗爭”的能力越來越依靠智慧。人類學家將這種后生的智慧定義為“文化”。于是，體質(zhì)人類學研究的成就，不單在論說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而時常也與“文化”這個概念相聯(lián)系。人類學家認為，越原始的人類，人口的密集度越低，人與人之間相互形成默契的需要也越少，人可以發(fā)揮他的本能來爭取生存。可是，隨著人的進化，人的生存變得越來越容易，人口多了，就不僅要處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還要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于是，心理分析學大師弗洛伊德說的“本我”（ego），逐步要受到作為處世之道的“超我”（super－ego）的壓抑，這樣社會風尚才能形成，人與人之間的“仁”――社會關系的文化表達――才能發(fā)展起來。

　　王銘銘畢業(yè)于廈門大學，后留學英國倫敦大學，獲人類學博士學位，現(xiàn)任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著有《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力》、《逝去的繁榮》等，近作有Grass-roots Charisma：Four Local Leaders in China（與Stephan Feuchtwang合著）及《王銘銘自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