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吾莊子：《逍遙游》《齊物論》新解

    從《我注莊子》到《還吾莊子》（代序）
   第一章逍遙游
   題解
    《莊子》一書由作者精心寫成，而非后學輯錄?！板羞b”一詞，很可能是莊子所造，專指得道高人的大自在境界。本章開宗明義，是全書的綱。莊子一再“重言”之“鵬飛南徙”，乃一鮮明象征，為了倡導積極求道的精神。郭象提出“適性自然即逍遙”，實質(zhì)是以物情愉換天性，以茍安偷換逍遙。
   鵬飛南徙
    點明“小大之辯”，指出“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莊子在中國首次提出了修行的境界次第問題。老子立教，莊子開宗，故老莊同為道家之開山鼻祖。郭象以“齊大小、均異趣”，圣人（天人）、神人、至人“一人三（四）名”說對莊子進行全面歪曲。
   堯讓天下于許由
    本節(jié)講“不為小用，方能大用”，舉許由為例，釋“圣人無名”。歷來注家以鷦鷯、偃鼠為許由自況，看低了圣人的境界。莊子“貶堯而推許”，郭象“劣許而優(yōu)堯”，兩者涇渭分明。
   藐姑射之山
    莊子以藐姑射之山上“神人無功”，繼續(xù)闡發(fā)“不為小用，方能大用”之理。本節(jié)莊子乃“重言”之，為激發(fā)人超脫名利、積極求道，郭象以“寓言”蔽之為見用于當?shù)勒摺v來注家，對“宋人資章甫”的寓言也顛倒錯解。
   大瓠之用
    莊子以不龜手藥兩種用途之寓言，說明大物自有大用。不能用大，是因為心靈受世俗定見所束縛。本節(jié)顯示了莊子為求真理、非爭意氣的胸襟與高度的辯論藝術(shù)。
   樗與貍狌
    本節(jié)在辯論中繼續(xù)闡明“大物必有大用”之理，同時指出，“有用”與“得到多數(shù)的贊同從可”，都不能作為真理的標準；生命的真實的價值現(xiàn)，只有建立在生命上，看對生命的存在與發(fā)展是有利還是有害。
   第二章齊物論
   題解
    “齊物”說是慎到、彭蒙一派道家的觀點，莊子著《齊物論》，著一“論”字，表明是對“齊物說”的揚棄?！罢摗笔且环N對先驗存在的表述方式。莊子以此表明，物“齊”是一種本然狀態(tài)，是從“道”的高度俯瞰所得，是過來人語。而且，“齊物”尚可“論”，“道”則不可“論”，物齊是一種低級的本然狀態(tài)。見道方能齊物，而非齊物才能見道。莊子論齊物，是引人見道；郭象則是“齊大小、泯是非”，把人引向慎到等“齊萬物以為首”的“死人之理”。
   今者吾喪我
    本節(jié)都是子綦議論，論圣人“照之子天”的“齊物”“兩行”境界。“吾喪我”是核心觀點，莊子以“吾”指稱大我、本我，“我”指稱小我、形我，創(chuàng)造性地以“天籟”與“地籟”、“人籟”，“吹”與“聲”之別，來喻“道”與“物”之層次差異。逐步深入，破形我、思我（意志與認識）之執(zhí)。歷來被認為莊子正面核心觀點的，如“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為??；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其實是莊子批判的天下之物自我中心的虛妄倒見。而對“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的注解，也含混而分歧，未能見到莊子以名墨之“指非指”、“馬非馬”的命題，來喻物之真理的相對性與道的絕對性。“葆光”是圣人齊物，“已而不知其然”的象征。
   齧缺問王倪
    本節(jié)闡述物知不可能有共同標準，從居、食、色三方面來舉例說明，做到了形象與邏輯的完美結(jié)合。本節(jié)還提到三人境界，可反證上節(jié)只言圣人，乃敘述人子綦之言。但有注家以“至人神矣”一語，證明圣人、神人、至人為“一人三名”，乃脫離具體語境、斷章取義之研究方法所致。
   瞿鵲子問長梧子
    本節(jié)還是闡述物知之局限，但在縱橫方面都有擴展?？v是以死生為一條，提出了以迷為夢，以悟為黨的重要觀點。橫是引進第三者，指出“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萬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三暮遇之也”，充分說明莊子的求道熱忱，與“齊萬物以為首”、“至于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圣”的慎到之流，不啻天壤之別。
   罔兩問景
    莊子以“吾”為“景”（鏡中虛影）之抽象本體，以“吾所礦《寓言》篇中為“我”）為“景”的實現(xiàn)條件之一“光所照物”（形）；以“吾所待又有待”《寓言》中為“彼”）為另一條件“光”；以“吾待”《寓言》中為“予”）為“景”之實現(xiàn)“物的虛影”（鏡像）。以“吾”喻道，以“景”之三待喻物，證“道通為一”。歷來注家不明景有三待，更與莊子分層次的立體辯證思維方式有很大距離，故生出許多臆斷妄解。
   莊周夢蝶
    莊周夢蝶，覺后惆悵，謂之“物化”，乃言物之分化、局限，是莫大遺憾。千百年來，望文生義，以訛傳訛，“物化”變成得道的理想境界，實是一個美麗的誤解。而其他對《莊子》的誤解與歪曲，則對中國文化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因此，對《莊子》乃至道家文化、哲學的正本清源，將對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在新千年的發(fā)展具有不可低估的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