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

前   言
    這項關于農民政治活動和反叛基礎的研究，開始于托尼的一個比喻，他說“農村人口的境況”，就像“一個人長久地站在齊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來一陣細浪，就會陷入滅頂之災”。這項研究把農民家庭的關鍵問題——安全生存問題置于研究農民政治活動的中心，我認為它也確實是個中心問題。我想揭示如何用農民對饑荒的恐懼來解釋農民社會的許多奇特的技術的、社會的和道德的安排。    把生存作為目的的農民，在規(guī)避經濟災難而不愿冒險追逐平均收入最大化方面很有代表性。這一事實對于認識剝削問題有著巨大意義。基于這一原則，有可能推斷出什么樣的租佃和稅收制度會對農民生活產生決定性影響。關鍵問題不是精英階層和政府抽取的平均剩余財富，而是他們的穩(wěn)定收入以誰的犧牲為代價。本書根據(jù)緬甸南部和越南農業(yè)社會的歷史發(fā)展檢驗了這一理論。農業(yè)的商品化和官僚國家的發(fā)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稅收制度，逐漸破壞了農民收入的穩(wěn)定性，引起了猛烈的抵抗。本書對此類反抗的兩個突出事件——緬甸的沙耶山起義和越南的義—靜蘇維埃——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分析。    通觀全書，我極力強調生存規(guī)則的道德涵義。于是，剝削和反叛問題就不僅僅是食物和收入問題，而且是農民的社會公正觀念、權利義務觀念和互惠觀念問題。自校對本書最后一稿之后，我偶然讀到了不少關于第三世界農業(yè)問題的經濟學研究，以及關于反叛運動的檔案材料。這些都會加強我的論點，也會加入一些細微的差別。特別遺憾的是，在本書寫作過程中，我未能讀到基思·格里芬的《土地制度變革的政治經濟學》和杰弗里·佩奇的《土地革命》這兩書。    讀者將會注意到，對農民道義經濟的研究，始于經濟學領域，但必須終止于對農民文化和宗教的研究。我力圖指明——特別是在論述“錯覺”問題時——此種探索大概要遵循的路線，但我自己在這里也不過是抓住了皮毛。但愿我在以后的研究中，能更為深入地探討道德異議和反抗在農民的“小傳統(tǒng)”內的文化基礎。    本書于1973年到1974年間完成初稿。那時，我幸運地得到了全國科學基金會的資助，并有幸陪同路易斯·斯科特去巴黎，她遷居巴黎從事19世紀藝術的研究。我利用在巴黎的一年時間，廣泛地閱讀了被泛泛地稱為歷史學中的年鑒學派的著作，特別是馬克·布洛克和伊曼紐爾·勒·羅伊·拉杜里的著作，以及羅伯特·曼德魯和Ｒ.Ｃ.科布論大眾心態(tài)（ｍｅｎｔａｌｉｔéｓ ｐｏｐｕｌａｉｒｅｓ）的著作。在本書中可以看到這些著作的某種精神，盡管我不愿意自稱是他們團體的成員而玷污他們的學派。我不定期參加了由尼科斯·普蘭茨和阿蘭·圖雷納組織的關于學校教育實踐的高級研討會，深受啟發(fā)，隨之極大地提高了對馬克思主義的贊賞程度。喬治·孔多米納也歡迎我每周參加他的令人興奮的東南亞問題專家研討會。同在我之前的許多學者一樣，我得益于麥迪遜人文科學圖書館的設備和學術氛圍，非常感激那里的全體工作人員。在那里，我同塞拉菲娜·薩科夫、 埃茲雷·敘雷曼和亞納·巴爾貝等學者結下的學術友誼，給孤苦寫作中的我?guī)砹穗y得的歡樂。巴黎的海外檔案館和倫敦的印度公務圖書館，為我在本書中關于越南和緬甸的個案研究提供了資料，我要感謝那里的全體工作人員。    倘若不是1973年春從亞洲學會的東南亞發(fā)展顧問組得到半年的研究獎金，使我有機會整理醞釀已久的思想，我就不會進入寫作狀態(tài)。    我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所得到的知識上的幫助，真是難以盡述。而且，據(jù)我所知，我的許多默默無言的合作者愿意繼續(xù)做無名英雄。然而，我要感謝詹姆斯·羅馬塞特、小巴林頓·穆爾和西德爾·西爾弗曼，他們的著作幫助我形成了我自己的思想。如果沒有加伊·帕拉迪塞·凱利、薩姆·波普金、本·柯克弗里埃特和亞歷克斯·伍德塞德的批評幫助，那么，本書無疑要在事實和分析兩方面出現(xiàn)更多的錯誤。關于順從和錯覺這個無論如何都有出錯危險的話題，我拒絕了羅納德·赫林、托馬斯·博塞特、查理·惠特莫爾和邁克爾·萊瑟森的許多批評。他們對我的論點的抨擊，幫助我進一步鞏固了論點，雖然他們對我沒有全然拋棄自己的觀點會感到遺憾。我用來鞏固觀點的部分材料來自杰出的荷蘭學者Ｗ.Ｆ.沃特海姆的著作，我汲取了他的許多價值觀念和學術觀點。    在本書正式出版前的所有批評者中間，克利福德·格爾茨、邁克爾·阿代斯和耶魯大學出版社的一位匿名讀者，提出了最尖銳深刻的意見。根據(jù)他們仔細閱讀之后的意見，我重新思考和系統(tǒng)闡述了許多論據(jù)。雖然我肯定不能解決他們所提出的所有問題，但不論最后成書的質量如何，本書能達到目前這個程度都是同他們的詳細評論分不開的。威斯康星大學的土地使用權研究中心，作為主要負責我在農民研究方面的教育的機構，十分友好地為我提供了暑期研究資助，使我有可能根據(jù)許多有益的批評意見重寫文稿。    我的威斯康星大學的同事們，特別是唐·埃默森、默里·埃德爾曼和Ｆ.海沃德，給了我多方面的鼓勵，確實難以盡述。尤為重要的是，愛德華·弗里德曼——我同他一道開設了有關農民的政治活動和革命的課程——在學術的非神秘化、關于馬克思以及農民問題等方面給了我許多教益，使我難以報答。我只能希望本書不辜負他的友誼和指導。    詹妮·米特納切特為我做了許多工作，不限于打文稿，還修復了由于我早年忽視語法和拼字比賽會而造成的許多文字硬傷。說到這里，按照標準前言的慣例，該是作者為書中的錯誤和自己的固執(zhí)包攬全部責任、免除他人責任的時候了。但我不一定想這么做。無論成敗，當我為寫作成果而高興的時候，顯而易見的是，我從如此之多的學者那里學到了如此之多的東西，他們和我共同參與了這一事業(yè)。如果事實表明我行進在錯誤的軌道上，那么，我懷疑許多學者同我一起錯乘了同一列火車！    順便提一下，我的妻子和孩子們都有自己的學術興趣和其他愛好，因而他們同本書實際上毫無關系。當我開始研究和寫作的時候，他們并不特別地理解或予以幫助，而是盡可能地拉我去享受家庭生活的許多樂趣。但愿永遠如此。
(Ｊ.Ｃ.Ｓ 1976年5月26日 于威斯康星州麥迪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