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文學史

　　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上有許多精辟的論斷：“白話文學不是五四這三四年來憑空捏造出來的……沒有國語白話文學這一千年來的歷史，決不可能在這三四年里引起那么多人的響應和贊助。白話運動是歷史進化的自然趨勢?！比欢瑸槭裁从植皇峙踔都t樓夢》、《水滸》這樣萬古流傳的精品，非要來個轟轟烈烈“事在人為”的白話文學運動呢？胡適又給出無懈可擊的回答：“自然的演進還不夠，它太遲緩，也不經(jīng)濟，我們要進行有意的革命，而《新青年》不同與《紅樓夢》的貢獻無非是在緩步徐行的文學歷程上加上有力的一鞭?！∮谑牵澳７碌?、沿襲的、沒有生氣”的古典文學死了，另一種“自然的、活潑潑的、表現(xiàn)人生”的白話文學蓬蓬勃勃地發(fā)展起來。也許是因為歷史傳承的原因，胡適開創(chuàng)的語言的“革命”運動，被我們這群有意無意的后繼者持續(xù)至今，并在世紀之交的時代催逼下面臨新一輪的轉(zhuǎn)型?！∪祟惿娴氖澜缡怯烧Z言構建的。海德格爾曾在《通過語言之途》中說：“人的生活意義都是由語言的具有創(chuàng)造力的開放性所建立的?！痹缦鹊南ＥD人并沒有我們稱之為“語言”的這個詞，語詞和客體是融為一體的，是“邏格斯”的無語詞的言談。德國解釋學家迦達默爾認為這是一種活生生、主客體沒有分離的語言，并對它大為推崇，認為它能精確地揭示存在和真理。沒有與理解的語言相分離的事物，也沒有與事物相分離的語言，它們彼此從屬而不可分離。然而，對語言的運用和操作使它不自覺地淪為一種工具和手段。我們棲息在語言之中，忘卻了它原本的意義而對它越來越少地認識。于是，由于“形式”與“內(nèi)容”的剝離和“主體”與“客體”的區(qū)分，我們越來越懷疑語言的本質(zhì)和它不可忽視的文化性，它成了“文化遺傳的忠實載體”而非“文化遺產(chǎn)的深刻揭示”。語言被極大程度地外在化了，以嚴密復雜的結(jié)構、進步以及繁榮為標志；而文化依舊是一種內(nèi)在的東西，作為人類歷史傳統(tǒng)的積淀，總和著人類創(chuàng)造的一切精神財富。于是人們竟自作聰明地問道：文化的傳承與語言的內(nèi)部規(guī)率究竟有著多大程度的切合？殊不知語言與文化的歷史相輔而行。的確，語言因其工具化被人們?yōu)檫m應某種目的而大刀闊斧地“革新”；但文化依舊在后面緩緩而行亦步亦趨，于是，終究導致了語言與文化之間的隔閡、斷層與不適應性中國的語言在此問題上的突現(xiàn)則猶為顯著。在歷史上，由于生存的競爭、發(fā)展的本能與需求，漢語在殷周之初就開始發(fā)生劇烈的變化，概念、術語、范疇和話語方式由簡單到反復、由單純到多樣，最后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形成了體系并定型，這就是古代漢語。古代漢語在戰(zhàn)國之后在詞匯上繼續(xù)豐富和發(fā)展，但這種豐富和發(fā)展并沒有根本上顛覆古代漢語的“型”，他依舊完好地體現(xiàn)著古人對世界的認識和整個兒價值觀。古代漢語直至五四時在外來語言的沖擊下才發(fā)生轉(zhuǎn)型。如果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人從鴉片戰(zhàn)爭以來反省和反思自身歷史命運的一個轉(zhuǎn)折點，是建立在民族獨立與生存岌岌可危意識上的對時代變更奮起的響應，那么自五四起，中國人對自己固有的文化傳統(tǒng)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tài)展開深痛反省和激烈批判也就成了首當其沖的任務了。于是作為“文化顯示器”的語言，“破舊革新”之急更是理所當然的事?！坝怪袊煌?，欲使中國民族為20世紀世界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卞X玄同這段話可謂情緒激昂、駭人聽聞了。然而文學的“國語”究竟如何創(chuàng)造？西方的文學范本與“國語”又有何對應的內(nèi)在聯(lián)系？胡適在國語的革命中提出三點：第一是用白話，包括用方言和古代學典籍《水滸》中的白話，這是胡適最為看重也最為自得的。二是翻譯西方的文學作為范本，三是創(chuàng)造。對于第二、第三點，胡適始終沒有講清楚，也曾誕生這樣的疑問：“若單靠白話便可再造新文學，那么難道把鄭考胥、陳三立的詩翻成白話，就算得上文學了嗎？可見，胡適自己也意識到新文學絕不是語言形式的問題，文化與語言的息息相關也給語言的改造和歐化帶來困境。如果說，外在的語言尚可被我們照搬外國的理論和研究方式大刀闊斧地改，那么內(nèi)在的文化則顯得沉重、堅定，一脈相承而難以給它加上“有了的一鞭”了。于是，由于偶然和必然的歷史因素，漢語被胡適等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極大程度地革新，從此有了“古代”和“現(xiàn)代”之分，有了“死寂”和“生氣”之別。但正如洪堡特所說：“每一種語言都被理解為一種特殊的世界觀，語言在本質(zhì)上是人的語言?！蹦敲礆W化了的語言是不是足夠強勁去歐化整個中華民族呢？事實證明，我們用西方的語法系統(tǒng)和研究模式來分析現(xiàn)代漢語已出現(xiàn)了很多歧義，更不要說能夠輕而易舉地推翻由中國漢字建立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觀了?！∮谑?，既然我們承認現(xiàn)代漢語是歐化而來的，那么西方人大可以本著“西方中心論”的觀念任意妄為地評判我們中國人的語言，根據(jù)傳統(tǒng)的形式和語法分析法則，立足本位以“榜樣”的姿態(tài)給予指教。黑格爾首先給予致命的一擊，并由此奠定整個西方對漢語的偏執(zhí)論斷：“漢語是缺乏邏輯詞匯的不發(fā)達的語言，對思維規(guī)定缺少專門和獨特的詞匯（如介詞、冠詞）特別是名詞和動詞缺少客觀形式的標記?！钡聡┤R赫爾據(jù)此把漢語歸為最初級的無形態(tài)語、孤立語、詞根語。索緒爾稱漢語詞匯為“超級詞匯典型”，因它不能再加以分析、論證，實則與施氏是一個意思?，F(xiàn)代西方語言學專家KAPLAN在評價中國學生的TOFEL考試作文時更是危言聳聽：“中國人的文章總采用迂回繁瑣的敘述方式，散漫零亂，缺乏連貫性，敘述偏重意義而缺乏事件發(fā)生過程，無頭無緒?！边@些怵目驚心的評述充分顯示了西方人自居擁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語言學理論，把“局部規(guī)律”上升至“普遍意義”的文化排異精神。然而問題在于我們未曾由此轉(zhuǎn)入深刻的文化反思，權量怎樣本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確立自己獨特的語言觀和研究理論，不再在新一輪的歷史之交經(jīng)受全盤西化的侵害。在中國近現(xiàn)代的歷史條件下，擺在中國人面前的似乎只有“守舊”或“西化”這種非此即彼的選擇，這幾乎成了近現(xiàn)代中國人的一種歷史與文化的宿命?！爸畜w西用”或“中國文化本位”的主張雖然一直有人在大聲疾呼，但總不是流于一種政治口號，就是作為對“西化”的一種感情上的對立面與調(diào)整出現(xiàn)，缺乏更深層次的剖析和體認。加上某些外部原因，這種主張不是變成保守勢力維護舊傳統(tǒng)的代名詞，就是一種毫無理論基礎的空洞主張，成了“國粹”與“西化”夾縫中的蝙蝠，幾乎難以立足。二三十年代，在“五四”反封建運動中新生的整個中國現(xiàn)代語言學屆充滿了革命戰(zhàn)斗的氣氛，沖破了我國語文研究幾千年來以漢字為樞紐，在文字、音韻、訓詁上釋經(jīng)闡義的傳統(tǒng)格局，在時代要求的催逼下丟棄逆流而行的孔孟之道，同時也丟棄了中華文明的一些精髓，為了“政治”和“經(jīng)濟”舍身忘本“嫁接”文化，于是培植出的是文化界的“酸果”而非純美清麗的“一枝獨秀”。這是為民族解放國家富強而作出的最可悲可嘆的精神犧牲。然而令人焦慮的是，我們并沒有基于對歷史的深刻體認而在這個經(jīng)濟浪潮席卷全球的世紀之交誕生出保護文化的自覺和警惕。為了競爭、合作和交流我們必定要涌入全球化的進程，然而全球化是否就是美國化？單是經(jīng)濟全球化還是整個世界范圍內(nèi)存在的各種民族精神都要全球化？是不是經(jīng)濟決定綜合國力的今天，文化也要盡其所能求同存異地為經(jīng)濟騰飛鋪一條康莊大道？我們并非思考著這個問題，因為我們至今還在制定諸如“在市場經(jīng)濟下勇于丟棄儒家文化中與經(jīng)濟相悖的傳統(tǒng)，接受現(xiàn)代化”的政策。帕默爾告訴我們：“語言是所有人類活動中最足以表現(xiàn)人的，獲得一種語言就意味著接受某一套概念和價值。”我們必須立足本位從中國的文化歷史中去探尋未來語言發(fā)展的源流。中國語言在現(xiàn)代化的進程中也許要突破某種局限，正如中國人在全球化的時代命題下要修正某些僵硬了的世界觀，但這兩者永遠是合拍的，互相詮釋而難舍難分。 文化是自己的，世界觀是自己的，語言也必須是自己的。宇宙若是運載萬物的諾亞方舟，漢字就是表述物名及其事理的全息標志，對大千世界的每一具體事物都做出精湛的描述。中國語言因此具有其他語言無法比擬的歷史深度和幅員廣度，一脈相承的歷史中蘊藏著內(nèi)在動力。它必將承載著中華民族優(yōu)良的文化傳統(tǒng)緩緩前行，“自然地演進”，不再需要“有意的革新”！

　　胡適（1891～1962），原名胡洪（馬辛）、嗣糜、字希疆，后改名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F(xiàn)代學者，歷史學、文學家，哲學家。以倡導“五四”文學革命著聞于世。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大學校長、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等。先生1891年2月17日生于上海大東門外，世為安徽績溪人。其父胡傳（字鐵花，號鈍夫），清歲貢生，官至淞滬厘卡總巡、臺東直隸州知州，有著作《臺灣紀事兩種》傳世。先生一生領盡風騷，1962年2月24日于中央研究院院長任上逝世，享年72。胡適5歲開蒙，在績溪老家私塾受過9年舊式教育，打下一定的舊學基礎。1904年到上海進新式學校，接受《天演論》等新思潮，并開始在《競業(yè)旬報》上發(fā)表白話文章。1910年夏赴美留學，先入康乃爾大學習農(nóng)科，后轉(zhuǎn)入文科；1915年進哥倫比亞大學，追隨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學習哲學。1917年完成博士學位論文《古代中國邏輯方法之進化》。在此期間，胡適熱心探討文學改良方案，并試作白話詩。而與《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的通信，以及《文學改良芻議》一文的發(fā)表，更引發(fā)了一場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文學革命。同年胡適學成歸國，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并參與《新青年》雜志的編輯，至此一發(fā)而不可收，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五四時期，胡適連續(xù)撰寫《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文，提倡“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并相繼完成《國語文法概論》、《白話文學史》等著作，對白話文取代文言文而成為現(xiàn)代中國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決定性作用。此乃他最大的名山事業(yè)。在理論倡導的同時，胡適還進行了一些文學創(chuàng)作的“嘗試”。其小說、劇本均未見成功，獨有出版于1902年的《嘗試集》，乃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新詩集，頗有開拓之功。文學創(chuàng)作非其所長，在新文化運動中，胡適另一主要貢獻是輸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義》、《貞操問題》，當年都是振聾發(fā)聵之作。而從問題與主義之爭，到《人權論集》，再到主辦《獨立評論》，胡適始終堅持獨立姿態(tài)和批判精神。抗戰(zhàn)軍興，胡適出任駐美大使；勝利后又先后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和中央研究院院長。但其始終保持書生本色，不曾背叛五四主義知識分子。胡適稱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中國的文藝復興”，并斷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照他的理解，所謂整理國故，就是用科學方法對三千年來破碎的古學進行一番有系統(tǒng)的研究。故胡適治學特重方法，屢次撰文介紹清儒與西哲的“科學方法”，以至于再三聲稱他的學術研究都是為了證明并推廣其“科學方法”。胡適治學有兩個主要領域，一是中國哲學史，一是中國文學史。盡管《中國哲學史大綱》只出版了上卷，《白話文學史》也沒有下編，可這兩部書都是建立規(guī)范并奠定學科基礎的經(jīng)典性著作。后人可以贊賞，也可以批評，卻無法漠視其存在。前者的平視諸子以及歷史的眼光，后者的雙線文學觀念，都是對本世紀學術發(fā)展影響甚深的“大膽假設”。另外，他首創(chuàng)新紅學，重修禪宗史，以及用歷史演進法來研究中國章回小說，都是開一代新風，功不可沒?？箲?zhàn)以后，因奔走國事，再加上自身學術路數(shù)的內(nèi)在限制，胡適學術上未能更上一層樓。晚年沉醉于《水經(jīng)注》疑案，下力甚大，可惜成果不盡如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