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斷：當代儒學與中國社會發(fā)端于“五四”時期的現代（當代）新儒學思潮，至今仍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儒學在先秦、宋明和現代的發(fā)展乃是針對不同的問題、境遇而展開的。先秦儒家所面臨的是由于社會大變革所帶來的禮崩樂壞的局面，孔孟上承周文教化，并通過自己的損益創(chuàng)造，把禮樂法規(guī)轉化為人自覺的道德實踐，從而奠定了儒家內圣之學的基調；宋明儒所面臨的是佛老泛濫，儒學衰微的局面，理學諸大師通過對佛老的吸納和揚棄，重建孔孟道統，將儒學推進到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現代新儒家所面臨的則是西風東漸，傳統的價值系統不斷解體的局面。面對一味“菲薄固有”、自賊自拔和民族自尊。自信的喪失，以及所謂“文人”。“名土”們拋卻自我、茫無歸著和“一意襲外人膚表”的膚淺蕪雜，新儒家懷著強烈而悲苦的民族危機意識和使命感，致力于傳統文化之精神價值的弘揚、發(fā)掘和民族自我的重建。不僅如此，作為20世紀全球性保守主義反應的組成部分，現代新儒家似乎更傾向于在一個普遍性的層面上認同于儒學傳統的價值，這使得他們能夠不僅把自己關聯于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的特殊境遇，而且把自己關聯于人類文化在現時代發(fā)展中所遭遇的普遍性問題。自早年的梁漱溟、熊十力始，新儒家學者所反復思索的一個問題是：在工業(yè)文明和科技高度發(fā)展的社會條件下，金錢名利的追求和人際關系的疏離會不會反而使人更多地喪失了自己的本性而成為“物化”的存在？面對科技理性的膨脹、人文價值的失落。意義的迷失、道德的危機、人際關系的疏離和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張對立，新儒家所表現的就不只是對民族文化之存亡絕續(xù)的憂患，而且是對人本身、人存在的意義、價值及其自我完善問題以及人類文化的前途、命運的苦苦思索，這是一種意義的追求、形上的探索、超越層面的體驗、終極層面的反思，其用意則在于在終極關懷的層面（形上學和宗教的層面）重建人的意義世界和精神家園。盡管新儒家學者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夸大了儒家思想中所包含的某些不為特定的歷史時期和社會形態(tài)所限定的恒常價值在解決人類文化發(fā)展中所遭遇到的普遍性問題方面可能發(fā)生的影響和作用，但是，他們的探求和思索與西方20世紀以來在打破了有關“科學萬能”的神話后興起的人本主義和新人文主義學派相呼應，構成了人類自我認識和自我反省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和側面。本書前言本書的內容實關涉于儒學、哲學、宗教三個層面及其關系。此三者在傳統儒家那里原是統一而不可分的，但是在現代的學術話語中卻必須加以適當的分疏。就本書的著力之處而言，可以說：“宗教”主要關涉于理想與現實、超越與內在之間；“哲學”則主要關涉于中西之間；“儒學”則關涉到如何處理思想與歷史（社會、時代）之間的復雜關系及其張力。幾年前曾應邀為《中華讀書報》撰寫過一篇有關拙作《當代新儒學史論》的文字，現把其中的幾段抄錄于下：對我來說，所謂當代新儒學研究主要的不是一種歷史性的陳述，而是精神性的對話——與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牟宗三等新儒學大師們對話。與自覺或不自覺的夸大所謂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之對立者不同，更能夠引發(fā)我興趣的倒是保守主義營壘的理論與實踐所表現出來的傳統的裂變?；蛟S中國自由主義者并不像他們自己所標榜的那樣“西化”，新儒家也并不像他們自己所標榜的那樣“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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