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詩歌論稿

　　公元317年，司馬睿在建康（今江蘇南京）進位晉王，成為實際意義上的繼承晉統(tǒng)者，東晉王朝因此而建立。只是當時偏于關中一隅的晉愍帝尚在世間，故而未正式稱帝。翌年三月，愍帝崩，司馬睿繼帝位，史稱晉元帝。 自此以至元熙二年（420年）恭帝禪位于劉裕而宋朝建立，東晉共歷十一帝，延祚百余年。本書所謂“東晉詩歌”，與上述歷史范疇的東晉概念稍有出入，實以兩晉之際的劉琨、郭璞為冠，而殿以晉宋之交的謝靈運。郭璞雖身歷兩晉，但其主要活動和詩歌創(chuàng)作發(fā)生在過江以后，早起檀道鸞、劉勰等人，已明確將其歸入江左作家的行列。而牽入劉琨，一方面因其現(xiàn)存詩篇均作于兩晉之際，頗能反映東晉建立前后的社會現(xiàn)實；另一方面也考慮到劉勰、鐘嶸等將其與郭璞并提，視為江左詩歌的肇始者，而后世不少論者多沿其說。至于創(chuàng)作實績多在劉宋建立后的謝靈運被包括在內，則鑒于其在晉宋詩壇玄言山水嬗變歷程中所處的特殊位置。王瑤先生論述東晉詩歌流變時，就把謝靈運作為主要對象之一。①這一時期詩歌主潮的演變歷程，從南朝檀道鸞、劉勰、鐘嶸等人的簡要評述中可以一窺大略。但終因他們多語焉未詳，加之相關作品所存往往有限，特別是玄言詩流傳至今者寥寥無幾，故而難① 見其《玄言•山水•田園一一論東晉詩》一文，載《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免給人以霧里看花之感。這種情形致使探討有關問題時，聚訟紛紜的現(xiàn)象屢見不鮮。就目前的研究現(xiàn)狀而言，可以看出如下兩大特征：其一，對于這一時期詩壇主潮發(fā)展演變歷程，尚缺乏通貫性的研究。像王瑤先生《玄言•山水•田園——論東晉詩》那樣既注重深究具體問題，又研析詩風流變的成果似不多見。各種文學史、詩歌史之類的著作，在涉及此段詩史時，多惜墨如金，并往往將關注的焦點集中于郭璞、陶淵明等人身上，對東晉玄言詩的發(fā)生、發(fā)展及演變則注意不夠，往往給人以只重首尾而中間過略的感覺。其二，與通貫性研究相較，圍繞具體作家或專題的研究成果相對豐富一些，主要體現(xiàn)在老問題的進一步探討、新課題的不斷發(fā)掘等方面。前者像郭璞《游仙詩》的主旨、玄言詩的起源與發(fā)展、陶淵明其人其詩、山水詩起源等問題時有成果發(fā)表。這方面的研究呈現(xiàn)出視野的拓寬與方法的多樣化等特點。比如聯(lián)系玄學思潮以探討陶淵明的人生理想與詩歌風貌，從佛教影響的角度探涉有關玄言詩、山水詩問題等。山但這類研究尚處起始階段，各種觀點之間的差異乃至沖突未嘗少見，進一步研究的任務仍很迫切。鑒于上述兩個方面的原因，本書擬采取史、論結合的方式，于盡力把握這一時期詩歌發(fā)展脈絡，突現(xiàn)其演變軌跡的基礎上，廣泛聯(lián)系當時社會現(xiàn)實，努力揭示其嬗變之因。同時，著力研究具體問題，就一些爭議頗多的疑難現(xiàn)象提出一己之見。為了達到上述目標，本書在總體構思與結構安排上，采取了點、線并重的模式。以這一時期詩歌發(fā)展主潮為序，串聯(lián)起若干具有專題性質的章節(jié)。務求做到既眉目清晰，又避免淺嘗輒止。與此相應，在具體論述過程中，不苛求行文體例的統(tǒng)一，而是根據(jù)實際情況選定論題，視問題的癥結所在，本著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決定切入點的選擇與用墨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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