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衰論：關(guān)于中國歷史哲學及其盛衰之理的研究

　　中國古代先圣明哲，論大道必經(jīng)天下之大經(jīng)，述盛衰定立天下之大本。我欲效之，著述此書。論敘之文，梗概其次如下： 無最高法則，無社會歷史之本體論，不可為歷史哲學。特別是大道歷史哲學，不能窮盡其理，沒有最高、絕對、終極的存在為本體論，并且是真實尤妄的，是不可作為歷史哲學理論的。故作《論大道歷史哲學的最高原理》為第一章。歷史的開出，即伴隨著哲學的思考；而大道本體論的獲得，也為歷史提供了為治之道。為總述大道哲學的為治之道，故作《大道哲學：歷史開出與為治之道》為第二章。 歷史盛極必衰，剝而后復，其盛衰運演，不僅有其理性的法則，更有其運演的根本力量、廣泛因果及歷史開合與幾微之變。故作《盛衰運演論》為第三章。歷史的本質(zhì)，不是物的存在，不是政治、法律、制度，而是人心人性。天心即人心。人心人性不僅最終決定著歷史的本質(zhì)，也決定了歷史的盛衰。正因為盛衰治亂系乎人心，所以有國有天下者，無不以貞正人心為根本要務(wù)。故作《論人心人性與歷史的本質(zhì)》為第四章。惟國德是立國之本。國運之氏短，在于能否以天德王道仁愛天下；能否為民制產(chǎn)，建立國民生存的根基；能否為民立極，以誠天下之心；能否勿用非彝，追求永恒的法則；能否尚賢止健，聚集大批當國守正之臣。惟具此大德，才能國運昌盛久遠。故作《淪國德與國運》為第五章。中國歷史哲學，是以深厚博大的內(nèi)圣外王之道為理想的，是以提倡德的哲學，反對力的哲學，為基本價值法則的，并且歷史上的唐虞之治，為此樹立廠一個清明光輝的理想時代。由內(nèi)圣開出新外王，自然也應(yīng)以這種哲學為根本理念。故作《論深厚博大的王道哲學》為第六章。體統(tǒng)、綱領(lǐng)、禮教，是立國垂世的根本大計。綱領(lǐng)不正，則國家無把柄；而禮教衰，則國家無盛治。故曰“人無禮不立，國無禮不治，綱不可易，紀不可亂”。其為法者，也是與德同原、大用一體的存在，是不可割裂的。故作《論體統(tǒng)·禮教與盛衰》為第七章。 文化在國家民族的盛衰中，占據(jù)著獨特的歷史地位。而在諸多文化中，惟以學術(shù)教化人心，以文化理想統(tǒng)御政治之道，以廣大悉備之道融合浹化諸族文化，以純正厚重的風俗，建構(gòu)歷史的基業(yè)，才能為天地立心，為萬民立命，才能與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故作《論文化與盛衰》為第八章。人和歷史究竟應(yīng)該遵守什么樣的價值法則呢？以及怎樣判斷歷史上的善與惡呢？怎樣以良知判斷致乎歷史純天理存在呢？凡此皆屬于通向歷史道路的價值論問題。惟遵守仁的價值法則，惟建天理 良知的清明之心，才有清明之治。故作《歷史價值論》為第九章。中國的復興，中華民族的復興，仍然需要強大的哲學，需要強大的精神支撐，而不能割斷歷史，或把幾千年厚重的歷史及文化傳統(tǒng)，變成無關(guān)緊要的存在。為走出現(xiàn)代性的遮蔽，為從大道哲學中吸取信念與精神力量，故作《論大道哲學與中國現(xiàn)代復興》為第十章。全書十章，論大道，述盛衰，經(jīng)大經(jīng)，立根本。前兩章總論大道歷史哲學的最高原理及為治之道，三至九章分論歷史運演、人心人性、盛治理想、國德國運、體統(tǒng)綱紀、禮教文治及價值法則請問題，最后—章為繼往開來，講如何歸復重建大道哲學的歷史精神。

　　司馬云杰，河南清豐縣人，1939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著有《文藝社會學論稿》《文化價值論》《文化社會學》《文化悖論》《價值實現(xiàn)論》《大道運行論》《綿延論》《盛衰論》。其中《文化社會學》獲1987年度中國圖書獎，第二屆北方15省市自治區(qū)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圖書一等獎，《文化價值論》《文化悖論》分別獲第六屆北方15省市自治區(qū)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圖書獎；《大道運行論》獲第十屆華東地區(qū)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圖書二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