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激情澎湃的詩人到深刻睿智的學者,從當初宏觀體系的建構(“新的美學原則”、“變異論”、“錯位說”等)到今天微觀部件的磨洗(“如是說”、“挑剔文壇”等),孫紹振的每一步都在創(chuàng)造。《挑剔文壇》便是其十多年來執(zhí)著于建構理論大廈之余的一些“微雕”。書分二輯:“挑剔文壇”和“文苑探幽”。無論是“挑剔”還是“探幽”,無不體現(xiàn)著作者對藝術奧秘的深刻體悟,無不呈示著作者對藝術創(chuàng)造力的深刻同情。正是基于對藝術創(chuàng)造力的深刻同情才使得作者敢于挑戰(zhàn)權威、挑剔文壇。比如《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魯迅評為“多智而近妖”。而孫紹振先生沒有囿于魯說,而是實實在在地分析了羅貫中“狀諸葛多智”的原由:“在軍事三角之中,作者又安排了一個心理三角……心理上勝負的重要性不但常常放在軍事的勝負之上,而且常常放在生命之上……諸葛亮的超人智慧是情節(jié)和人物發(fā)展的一個動因?!边@種分析深刻而獨到,為羅貫中的藝術創(chuàng)造力做了辯護。從魯迅到當今正紅的作家再回溯到古代經典的作家作品,他都發(fā)出了他“于不疑處有疑”的聲音。在這里,沒有尖酸刻薄的嘲弄,沒有居高臨下的戲謔,沒有“扮酷”,有的依然是對藝術創(chuàng)造力的深刻同情。比如對《白鹿原》的品評,在當時眾口一詞的“史詩”、“杰作”的聲浪當中,孫紹振依然清醒地指出了其“文化價值和藝術價值的混淆”并指出了陳忠實在最基本的語言功夫上的“蹩腳”甚或“拙劣”。什么是技術,什么是藝術,什么是非藝術,在孫紹振的意識當中是非常清晰的,是不容易被瞞過的。因為,他花畢生精力探求的正是藝術的奧秘。最能體現(xiàn)他“對藝術創(chuàng)造力的深刻同情”的案例莫過于他為余秋雨所做的辯護。在冷眼旁觀了一場又一場鬧劇之后,在京滬兩地的重量級批評家一再沉默之后,在細讀了余秋雨每一篇散文之后,他一連寫了三篇文章,指出了余秋雨在散文藝術上所做出的突破性的貢獻。為余秋雨,更是為中國當代散文,發(fā)出了他做為一個批評家應該發(fā)出的真誠的聲音。尤其是在“眾口鑠金,積毀銷骨”的當口,這種聲音尤為可貴。倘不是孫紹振的“夫子自道”,對其批評的方法還真得費一番功夫才能歸納、提純和抽象出來。現(xiàn)在好了,孫紹振在《挑剔文壇·自序》中“金針度人”,亮出了他在打磨這些“微雕”時所使用的方法。比起各種“主義”、“學說”來,孫紹振的這些方法似乎并不時髦、新潮,難能可貴的是他對這些方法的態(tài)度,他沒有照抄照搬生吞活剝,更沒有玩弄一些概念游戲,而是結合我國經典的文學作品去解讀,去檢驗。比如《徐志摩的詩和現(xiàn)代作家的包辦婚姻》就是運用“證明和證偽”法的結合論證了“自由戀愛”和“包辦婚姻”的利弊,得出了“世界上沒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事,包辦婚姻之弊早已為人類所痛切地加以批判;而自由戀愛走向極端,又可能導致光有自由沒有戀愛”的結論。最值得稱道的是帶有孫氏獨創(chuàng)色彩的“還原法”,他運用這種方法對李白的《早發(fā)白帝城》、白居易的《長恨歌》、吳敬梓的《范進中舉》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結論,提出了欣賞藝術的基本要求:變被動為主動,不但要善于從藝術的感覺、邏輯中還原出科學的理性的感覺,而且還要看出這種感覺和邏輯表現(xiàn)出的人類情感的價值。應當強調的是,這里的“挑剔文壇”中的“挑剔”不是“吹毛求疵”,而是作者憑著其本身堅實的理論素養(yǎng)、深厚的藝術修養(yǎng)、豐富的審美經驗對一向被視為“經典”的藝術作品本身所暴露出的“破綻”的“指瑕”,其目的不是故作驚人之論的“嘩眾取寵”,而是作為一個藝術家的真正知音對并不完善的藝術品所做的修正。其根本動因依然是對藝術創(chuàng)造力的深刻同情。再回過頭來看一看我們的文壇和批評界,缺少的是“公平”、“寬容”、“通達”,少有真的聲音。動不動就“酷評”一氣,似乎不“酷”就不“深刻”。有人說20世紀是“文學批評終結”的世紀,有這樣一批“批評家”,不要說文學批評會終結,文學創(chuàng)作也沒指望。因為一旦一個“千里馬”出現(xiàn)就會有成群的“伯樂”們蜂擁而上,不是“捧殺”就是“罵殺”。批評的靈魂是“熱情”,有“熱情”則批評的靈魂在,無“熱情”則批評的靈魂亡。我們的文壇卻是一個近乎“零度”的文壇,有些評論無論看起來是多么“熱情洋溢”都無法掩飾住其骨子里的陰冷。什么時候,我們的批評家們對藝術創(chuàng)作真正充滿了理解和同情,對藝術家真正充滿了景仰和尊崇,什么時候我們的文學批評就會興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