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之所以名為“東風與西風”,并不是覺得其中一篇以此命名的文章特別好,而主要是因為多數文章的內容或涉及中國文化,或涉及西方文化,有時更兼及兩者的異同。我們都是學中國歷史出身,后來又多少受過一些西方的教育;深感不僅西方對中國有許多誤解,在我們已經尊西崇新一百多年的中國,國人對西方文化學術的了解仍可說僅及皮毛(包括《讀書》在內的一些尚有地位的刊物,近年刊發(fā)的有些論及西學的文章,便時有“背塔說相輪”的情形)。更為不幸的是,同樣由于百多年的尊西崇新,到我們的上一代人就已對中國傳統(tǒng)甚感模糊,以后更是每下愈況,結果造成今日一些有影響的學者拿西方文化作我們的“傳統(tǒng)”、而我們的“國學”家“后學”家也依稀難辨的嚴重錯位現象。本世紀初胡適在欲為中國“再造文明”的同時也鼓吹“充分的世界化”,那是受了“天下一家”的傳統(tǒng)思想影響(或者也因為他所學的專業(yè)是意在高遠的哲學),總希望有一個超越民族文化認同的大同世界的存在。近百年以及前此數千年的人類歷史經驗提示,這樣的理想在可以預見到的將來恐怕仍只能是個名副其實的理想(亨廷頓將此說破,最為與胡適心態(tài)相近的中國人所不樂聞)。誰都希望下個世紀的世界是個沖突更少的世界,但努力的方向也許不是人們常說的求同存異(人類誠有共性,同者自同,原不必求;而人類各文化族群亦自有其個性,求也未必能同),倒是孔子提倡的“和而不同”和莊子主張的“以不齊為齊”更適合于不同文化的族群共處,也更有實現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