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斷：“美諾悖論”與“自我記憶”他為什么會認為人生而有“自我記憶”？這照樣與“美諾悖論”（尋求悖論）有關。如果柏拉圖借助“美諾悖論”“回憶”出了先驗的相（幾何知識和美德），那么奧古斯丁則借助“美諾悖論”“回憶”出了自我和上帝，這里回憶出的是自我。令人注意的是，奧古斯丁尋求自我時與柏拉圖尋求美德時處境和方式都高度相似。首先，在《論三一》卷10里，奧古斯丁像《美諾篇》中的蘇格拉底那樣，經過不斷地潔問、反問和懷疑，將關于心靈自我的一切值得懷疑的“意見”都否定了，或者說，都“擱置”了起來。這時，他就處于徹底的“無知”狀態(tài)，這種狀況是在掃除各種“意見”后得到的，當初蘇格拉底和美諾也曾處于這一狀態(tài)；其次，在對對象的這種徹底的“無知”中，又發(fā)現有某種確定的“知”，這就是我們先天的“記憶”，我們記憶中一直有它，現在它終于顯山露水了。在柏拉圖那里，這先天的記憶是“美德”（具體的例子是幾何知識），在奧古斯丁這里，這記憶即“自我記憶”。他說，當心靈一聽到“知道你自己”時就有所悟，但我們又明明知道了心靈什么別的也不是（不是如那些意見所言）。更重要的是，我們直觀到自己的意識行為（這直觀即后來哲學史上所謂“理智直觀”），這是最確定可知的、給定的、可把握到的，由這行為的確定可知行為的主體即是我自己。本書前言在西方思想文化發(fā)展史上，奧古斯丁被譽為第一位“西方的思想家”。作為古代基督教著名思想家和教父學集大成者，奧古斯丁繼承并發(fā)揚了早期基督教思想文化傳統(tǒng)，梳理、總結了基督教教父們的理論學說，使古代教父學終臻完備，達到頂峰，從而為基督教思想的總體發(fā)展開辟了道路，為基督教教義神學體系的創(chuàng)建奠定了基礎。作為歐洲古代、中世紀交接之際的哲學大師，奧古斯丁上承古希臘、羅馬思想傳統(tǒng)，下啟西方中世紀和近現代精神發(fā)展。他綜合利用古希臘哲學唯“理”求“知”、古羅馬思想重“行”修身和古希伯來宗教守“信”敬神的文化遺產，從而完成了西方古代思想史上“知”、“行”、“信”三階段的過渡及融通，給基督教哲學乃至整個西方哲學的發(fā)展體系和理論方法提供了重要模式。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正是通過奧古斯丁的努力，古代地中海世界才得以成為中古以來西方思想文化發(fā)展的“搖籃”。奧古斯丁通過對古代文化的分析綜合。改造揚棄而創(chuàng)立了一種全新的基督教文化體系，為西方文明的有序發(fā)展提供了“靈魂”和精神。在奧古斯丁的理論體系中，神學與哲學乃渾然天成。珠聯璧合。它既體現了二者在形而上學意義上的凝合、聚焦，又展出了其在歷史學意義上的伸延、發(fā)展。奧古斯丁為西方神學和哲學確立了一些基本原則和理論框架，其提出的科學觀、時間觀、物質觀、存在觀（或“是”論）、價值觀、倫理觀，以及相應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等，對二者都有著啟迪和指導作用。在神學上，奧古斯丁以詮釋《圣經》及古代教父著作來通古，系統(tǒng)提出了基督教的三一神學、歷史哲學、基督論、原罪論、教會論、以及社會政治觀；而其奠立的神學體系又通過阿奎那。波那文都拉、路德、加爾文和一批近現代基督教思想家而影響至今，成為整個基督教神學發(fā)展中的重要景觀。在哲學上，奧古斯丁提煉并升華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柏羅了、西塞羅等人的思想認知，形成其獨特的存在論和認識論，而其關于“是”、“時”、“思”之辯證統(tǒng)一的論說、其闡述“所是”、“記憶”、“時間”、“自知”、“內言”等問題上所閃現的思想火花，又通過笛卡爾、康德、費希特、黑格爾、海德格爾、胡塞爾、薩特、伽達默爾等人的討論而走向現今和未來。由此可見，要研究和了解西方思想的理論體系和基本特征，離不開對奧古斯丁思想精神的研究和了解。周偉馳博士的《記憶與光照——奧古斯丁神哲學研究》一書，正是我國系統(tǒng)研究奧古斯丁思想的一部新著。他對奧古斯丁的“三一神學”、“記憶”概念，“光照”學說。“時間”理論和“是”之論說等都有著深入而獨到的見解。為了這一研究，周博士不僅查閱了大量第一手文獻資料和研究論著，而且還專門翻譯了奧古斯丁的～些重要著述，表現出嚴謹的學風和刻苦鉆研的精神。可以說，周博士對奧古斯丁的這一探討，是我們在宗教與思想研究領域中一個頗為重要的個案研究。我國學界從總體來看對奧古斯丁的研究仍很薄弱，而要真正摸清西方思想的精神源頭，了解其所思所言的理論特色和話語特征，我們卻不可能繞過奧古斯丁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及其風格獨特的語言表述。因此，走近奧古斯丁絕非純形而上意趣的“發(fā)思古之幽情”，而有著認識西方、與西方對話的重要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卓新平2000年1月24日于望京德君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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