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

　　小說是現(xiàn)代中國文學最重要的一種文類。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小說紀錄了中國現(xiàn)代化歷程中種種可涕可笑的現(xiàn)象，而小說本身的質(zhì)變，也成為中國現(xiàn)代化的表征之一。1902年梁啟超等知識分子提倡“新小說”，認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隨后的五四文人更發(fā)展出感時憂國的小說傳統(tǒng)，浩浩蕩蕩，至今仍為多數(shù)文學史家奉為圭桌。然而曾幾何時，臺灣的張大春告訴我們大小說家宜與《大說謊家》并觀，而大陸的王朔《一點正經(jīng)沒有》地寫著小說，而且《玩的就是心跳》。由涕淚飄零到嘻笑怒罵，小說的流變與“中國之命運”看似無甚攸關，卻每有若合符節(jié)之處。在淚與笑之間，小說曾負載著革命與建國等使命，也絕不輕忽風花雪月、飲食男女的重要。小說的天地兼容并蓄，眾聲喧嘩。比起歷史政治論述中的中國，小說所反映的中國或許更真切實在些。小說中國還有第三層意義：小說中國。多少年來，有關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一直引得眾說紛紜。大人先生們喜從大處著眼，談政策，抓思想，論歷史，大言夸夸，令我生小輩目眩神迷。評論家黃子平謂之為“大說”，良有以也。小說作者見賢思齊，要將小說化為大說的努力，從五四到當代也所在多有。但站在世紀末的邊緣上，我們也許要說：大說聽多了，來段小說吧。小說夾處各種歷史大敘述的縫隙，銘刻歷史不該遺忘的與原該記得的，瑣屑的與塵俗的。英雄美人原來還是得從穿衣吃飯作起，市井恩怨其實何曾小于感時憂國？梁啟超與魯迅一輩曾希望借小說“不可思議之力”拯救中國。我卻以為小說之為小說，正是因為它不能，也不必擔當救中國的大任。小說不建構(gòu)中國，小說虛構(gòu)中國。而這中國如何虛構(gòu)，卻與中國現(xiàn)實的如何實踐，息息相關。

　　王德威，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y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qū)比較文學博士，曾任教于臺灣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現(xiàn)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教授兼系主任，主要著作有：《從劉鶚到王禎和：中國現(xiàn)代寫實主義散論》、《眾聲喧嘩：三十年代與八十年代的中國小說》、《閱讀當代小說：臺灣、大陸、香港、海外》、《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Fiction Realismin20th Cen－turyChina：MaoDun，LaoShe，Shen Congwen； Fin－de－siecleSplendor：Repressed Moderni－tiesofLateQingFiction，1849－1911，譯有《知識的考掘》（傅柯，MFoucault著）等。 \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