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功能的經(jīng)濟分析

　　一九八八年，我在北京大學教授謝慶奎先生的指導下攻讀碩士學位，主修方向是政府功能問題研究。初期研究成果就是我的碩士學位論文《當代中國政府功能保障分析》。該文著眼于理論探討，并結(jié)合當代中國政府的實踐，在“機構(gòu)、職能、人事”框架下對當代中國政府功能保障問題作了一番理論實證分析。該文認為，政府功能保障是指在保證適當?shù)恼敵龉δ艿那疤嵯拢晟普^程功能，從而減低政府內(nèi)部功能運轉(zhuǎn)過程中必須投入的成本。該文以此為出發(fā)點，扼要而全面地分析了政府機構(gòu)設(shè)置的優(yōu)化、公共決策的科學化、活動過程的合理化以及工作人員素質(zhì)保障等政府功能保障途徑。該文的優(yōu)點在于，一是避免了行政學教科書關(guān)于政府職能問題的泛泛之論，把行政效率概念充實為政府功能保障概念；二是它提出了政府職能問題的實質(zhì)在于政府的輸出功能，即政府為社會提供的服務(wù)，并由此而更正了人們對行政效率概念的誤解，認為行政效率的關(guān)鍵在于政府的輸出功能是否適應(yīng)社會對政府提出的功能需求。三是它把經(jīng)濟學中的成本概念引入了政治行政分析領(lǐng)域，認為政府功能保障就是在保證政府輸出功能適應(yīng)社會對政府提出的功能需求的前提下，完善政府過程功能，從而減低政府內(nèi)部功能運轉(zhuǎn)過程中必須投入的成本。四是它認為，政府過程功能完善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制度創(chuàng)新。該文所分析的政府功能保障途徑其實就是制度創(chuàng)新的途徑。不過，由于該文是碩士學位論文，篇幅有限；同時又由于筆者當時知識水平的限制，上述優(yōu)勢并得到最大限度的發(fā)揮，許多很有價值的問題基本上都是一帶而過，缺乏深入探討。1991年，我有幸繼續(xù)深造，攻讀博士學位。當填寫培養(yǎng)計劃需要確定博士論文題目時，我便選擇了這一歷史遺留問題——政府功能分析。我的博士導師李景鵬教授欣然同意了這一選題，并熱情鼓勵道：“好做，希望它是個精品。最好是能夠一舉打響。”李老師的鼓勵給了我很大的勇氣，使我敢于向政府功能分析這一難題進行挑戰(zhàn)。自此以后，我便開始了一個又一個的不眠之夜。我開始捧起一本又一本的書籍，開始了艱難而又令人愉快的探索。其間，恩師的熱情鼓勵一直是我奮發(fā)努力的動力之一。 作為一個學生，物質(zhì)條件的艱苦是不用說的。尤其是中國正處于一個體制轉(zhuǎn)軌時期，我們作為政府津貼領(lǐng)取者的境遇就更艱難了。但是，因境遇的艱難而得到的各方面的支援也是我畢生所難以忘懷的。其中將使我終生難忘的支援就是出資助我擁有電腦的人。因為自從我那涉世未深卻抱負未遜的心立志于學術(shù)生涯以來，我心中最現(xiàn)實的夢想就是擁有自己的電腦。自此開始，我便開始努力地寫作，努力地翻譯，希望從辛勤的筆耕中完成令人啞然的夢幻。未曾想，我的幻想不僅取得了我的父母毛謙仁先生和張?zhí)K妹女士的支持，而且也取得了我的岳父母李良瑜教授和吳玉霞女士的支持。于是，事情變得如此簡單，我很快就擁有了自己的夢幻，擁有了筆耕的得力助手。博士論文也就藉此而得以順利完成。在寫作過程中，許多靈感來自諸位同學摯友，論文的順利完成與他們的智慧以及他們的無私幫助密切相關(guān)。如本文第八章運用“公用地災難”的博奕模型分析中央與地方關(guān)系，就得益于與孫懷新博士的討論；劉軍寧博士提供了諸多建設(shè)性的建議，使我避免了不少彎路；趙虎吉博士、何增科博士關(guān)于政府職能問題的卓見給了我一定的啟發(fā)，從而節(jié)約了思考的成本；邱澤奇博士在計算機軟件方面給予了無私的幫助；李東先生、趙永清博士、吳學永博士、時和興博士、麻國慶博士、鐘安惠博士、王洪林博士、吳德清博士和汪華寧先生等在資料方面提供了相當?shù)姆奖?；北京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中國地方政府研究課題組全體成員關(guān)于中國政府問題的多次討論也使我獲益非淺。此外，在學期間，許多富有義氣且充滿愛心的朋友如田軍先生、趙虎吉博士、孫懷新博士、阮寶華先生、孟署初先生、史寶良先生、王文章先生等在生活、學習各方面的支持也令人十分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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