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北漢代畫像石

　　前言陜北漢代畫像石是採用常見的一種巖面平整的細砂巖板石，稍加打製磨光，以石為地以刀代筆，墨線勾樣淺刻浮剔，再后敷色繪彩而成的一種綜合藝術作品，一般裝置在墓門或鑲嵌在墓室四壁，既是墓室的建築構(gòu)件，又有加固和裝飾作用，也有顯威赫、盡孝悌、鎮(zhèn)宅室、留誌銘、祈吉祥的含義，有些畫像石上銘刻著墓主人的姓名、籍貫、職官、地址、下葬時間以及最關切的語詞等內(nèi)容，這些文字和畫像是一批難得的具有考古、歷史、藝術價值的珍貴資料。陜北，秦為上郡，治所膚施（今陜西省榆林縣境）。西漢惠帝五年（公元前190年）在禿尾河北岸、今神木南部設圜陽縣；在禿尾河南岸、今佳縣境內(nèi)設圜陰縣，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設西河郡、治所富昌（今府谷境內(nèi)）。東漢順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遷上郡治所于夏陽（今陜西韓城），遷西河郡治所于離石，這些畫像石正是在這個時間內(nèi)、在這片疆土上所凝結(jié)的歷史產(chǎn)物。漢代畫像石遺存較多的地區(qū)有山東魯南、蘇北徐州、河南南陽、四川成都、晉西北呂梁地區(qū)，隨著考古事業(yè)的發(fā)展，在陜北出土的大量漢代畫像石，其數(shù)量之多，藝術之精是令人驚訝的。陜北漢代畫像石真實、全面地記錄了當時人們的生活、生產(chǎn)，反映了當時人們的精神文明和物質(zhì)文明。1953年陜北綏德發(fā)現(xiàn)了東漢永元年間的墓葬，其墓門和前室四壁鑲嵌有刻著人物圖案的畫像石，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陜北征集的第一批漢代畫像石，它的出土，“填補了從西漢霍去病墓石刻群到赫連夏石馬的五百年間陜西石刻藝術的空白”，它在我國漢代石刻藝術史上有著特殊的意義和地位，要了解和研究中國古代石刻藝術，它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組成部分。從1946年到1992年的四十馀年間，陜北漢代畫像石有過多次出土和清理發(fā)掘，其中在神木縣發(fā)現(xiàn)16石、榆林縣發(fā)現(xiàn)14石、米脂縣發(fā)現(xiàn)151石以上、綏德縣發(fā)現(xiàn)463石以上、子洲縣發(fā)現(xiàn)11石、清澗縣發(fā)現(xiàn)16石、吳堡縣發(fā)現(xiàn)6石，七個縣共計677石以上。在眾多的畫像石中，以紀年刻石看，年代最早的是東漢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最晚的是順帝永和四年（公元139年），所涉及的地域有西河、離石、圜陽、河內(nèi)、遼東、山陽、高平等地，所載明的職謂有羽林、監(jiān)官、校尉、太守、長史、令、尉、丞、掾等。畫像石墓多為這里的邊將、府吏、地方豪富、以及外任還鄉(xiāng)的官宦逝宿歸葬塋造的。它的題材廣泛，內(nèi)容豐富，從天上到地下，從歷史到現(xiàn)實，從人世到“陰間”，有人們從事生產(chǎn)勞動、生活享受的世俗意識，也有人們祈求吉祥靈瑞、長生不老的成仙昇天觀念，大致可以歸納為：車騎出行、狩獵睪鳥、農(nóng)牧耕種、迎賓進謁、無樂宴飲、百戲雜技、神仙靈怪、珍禽瑞獸、歷史故事、生活習俗等等。米脂縣發(fā)現(xiàn)的一座畫像石墓，在前室西壁的一塊畫像石上，刻繪著一幅車騎出行圖，圖左先是攔路跪拜的迎迓者，而后是輕車開路，導騎在前，墓主人坐在為首的軺車內(nèi)，由執(zhí)棨戟者雙騎圍護，輜車壓后跟隨而至。為了適當?shù)乇憩F(xiàn)這個浩浩蕩蕩的列隊，漢代的刻繪工匠們，把后一部分重疊過來，放在下欄來表現(xiàn)，其實下欄的車馬圖像是上一欄的延伸部分。前室的東壁還有一幅接著這段延伸部分的列隊，由十一騎駕和六輛輦車組成的圖像。這樣，由三個場面連接起來，才構(gòu)成了一幅完整的車騎出行的畫面，計有車十四、馬三十、迎迓者三、駕駛者十四、騎乘者二十一，共有三十八人，畫圖長達640釐米以上。米脂縣出土的一幅狩獵圖上，刻出了人馬鳥獸六十多處，有執(zhí)旌者、擁弓者、射箭者、張筆者、揮戟者，獵狩者驍勇強悍，各跨駿馬前衝后擁，上騰下躍，追擊殺戮，往返阻截，造型準確生動，構(gòu)圖起伏跌落，呈現(xiàn)出一派鳥驚飛、獸駭逃、人歡縱的、氣勢磅礴的人獸混戰(zhàn)場面。綏德縣延家岔出土的一塊畫像石上把出行與狩獵巧妙地擺布在一幅畫面上，這幅畫像的右端刻繪著一座由院墻分隔成前庭后院的豪華住宅，長長的一列車隊剛剛離開了家園，近旁有一隊彪形大漢專騎衛(wèi)護。奔駛在最前面的幾位獵騎者，已經(jīng)展開了廝殺。畫面左端峰巒層疊禽飛獸逃，在獵手們的馳射追逐下，有的身軀中箭，有的仍在逃遯，一隻雙峰野駝，突然遇到圍截的獵手、驚厥禿尾，回頭張望，四肢痙攣，不知所措，這隻龐然大物恐慌、拙笨的神態(tài)，在古代藝術家的刀筆下，刻劃得維妙維肖。這幅畫像氣勢磅礴，場面壯觀，它運用了繪畫語言和綜合技法，準確、細膩地把狩獵場景縮擠到1/3的版面範圍內(nèi)，更重要的是表達了一種“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的宦門囂張氣焰，而我們看到的卻是擁載者（墓主人）從住宅起程、出行狩獵途中前簇后擁威風凜凜的全部景象。陜北漢代畫像石刻繪牛耕的有五六幅之多，綏德王得元墓出土有兩幅牛耕圖，其中一幅拉犁的耕牛體態(tài)健壯、耕者一手扶梢，一手揚鞭，彎腰抬步、形態(tài)蹭蹬，四十鋪出土的一幅牛耕圖，耕者亦一手扶耩一手舉鞭，而形態(tài)自然，這兩幅牛耕圖都是一牛牽曳短轅，它操作靈活，便于在小塊農(nóng)田上耕耘操作。米脂官莊出土的牛耕圖，耕者則雙手扶犁緩緩而前行，精耕細作，兩隻黃牛由一根纜繩栓引，抬著槓子曳動耕犁，犁接長轅，轅首置橫木為杌，壓在二牛頸上使之前行。綏德出土的另一幅牛耕圖，亦是“二牛抬槓”，耕者腰板高挺、雙臂高舉，跨步較大，神態(tài)瀟灑，其后跟隨一孩童手提小袋下籽點種。單犁和“二牛抬槓”圖樣，能在一種風格近似的畫像中多次出現(xiàn)，說明耦犁耕種早在二千年之前已在上郡普遍使用，犁鏵耕種操作技術亦在不斷革新改進，充分體現(xiàn)了繁衍在這里的人們具有著高度的聰明才智。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方面如牛耕、下種、收割、拾糞積肥，從播種勤勞到收獲喜樂的全過程，都在工匠們手中得到了生動而形象地再現(xiàn)，這難道不是古代勞動人民生產(chǎn)勞動的真實寫照嗎？綏德出土的一塊畫像石上，刻繪著一幅牧放圖，畫像橫額上有低頭信步、嚙草貪玩的麋鹿，有體肥臏壯的犄牛、有跳躍嬉戲的羔羊、有展翅抖勝翩翩起舞的朱鳥。其間雌雄二雞相對而立，似在竊竊私語，枝頭三隻相偎的小鳥期待著覓食歸來的老鳥，呈現(xiàn)出水草豐茂，六畜興旺的景觀。一塊豎框上刻繪著庖廚圖，有殺豬、有宰羊、有用尖底壺吊水的畫幅，有在爐上煽烤肉串的，有在窇旁添柴燉肉的，另一幅畫像的正中為一雙層閣樓，樓下席坐賓主二人，樓外闕旁有一宰殺架，架上倒掛羔羊一隻，屠夫正在宰殺剝皮，準備給為相聚聯(lián)歡的賓主做饌。在另一墓門畫像上，橫額右端為天堂景象：西王母頭戴華勝正襟跽坐，近旁是供她役使的九尾狐、三足鳥和搗藥玉兔。左端為人也景象：主人憑兀席坐于地，身前傾、微微俯首，右手抬于胸前作迎賓狀，主人前為進謁之賓客，有的躬身、有的跪拜，二侍者守候于側(cè)，墻上掛有劍與弓弩，用來顯示主人的尊貴與德望。右豎框是賓主拜會涉事場面，左豎框則是賓主會見后飲宴歡娛的情景：他們或聯(lián)袂六博、或投壺罰酒，或促膝言歡，一個個眉笑顏開談唱風生，通過這些揮臂揚袖、手舞足蹈的人物形象，刻畫出一個知音相聚，親密歡快的動人場面，反映了舞樂宴飲的風尚和當?shù)剜l(xiāng)土的習俗文化。延家岔漢墓出土的一幅升仙遨遊圖，畫面左方為一條巨鯨遨遊天宇雲(yún)海中，尾部乘坐一人，前一馭者一手扶樹，一手提控六韁，鯨前有導騎，各乘馬、虎、鹿飛馳呼應，后有二獸尾隨。鯨后三巨獸牽引著一刴流雲(yún)，雲(yún)上樹一建鼓，鼓手在后揚桴，鼓頂高懸羽葆流蘇迎風飛揚，巨獸上一人騰空倒立作燕飛狀。其后為三鹿牽引的另一雲(yún)刴，一獸盤踞于雲(yún)頭牽韁揮鞭驅(qū)趕，一長鬚老者在一穹窿罩中，罩上一仙樹前仰聳立，后為二騎鳳仙子各摃一長幡向前飛翔，三條青龍緊跟于后，昻首伸爪凌空奔馳。不可忽視的是畫面的右端那立有門闕的深宅大院，這樣昇天的仙子是否是從那里起程的呢？畫像的創(chuàng)作者把神、鬼、人以及天宇、陰曹、人世镕為一爐，以大膽超脫的想象，浪漫瀟灑的筆觸，通過濃鬱親切的生活形象，采用強烈對比的裝飾紋樣，飽含著一股淳樸、渾厚、粗獷、明快的匠意來表達人生的韻味，以上種種充分體現(xiàn)出陜北畫像石特殊的藝術個性與主題基調(diào)。通觀這些畫像石，不論是墓門、墓室或墓壁，它們都是精心設計、組合配套而后雕琢繪製的，通過畫面我們可以看出它的製作順序：先是處理嚴面，使其表面平整、尺寸合適，再用墨線起稿勾勒，針對表現(xiàn)的物象，運用適當技法，以刀鏟鑿線剔底，最后加工勾劃敷彩。其雕刻技法大致可分為六種：一、平面淺底墨線勾勒。二、平面淺底陰刻或施麻點。三、平面深減底墨勒或陰刻淺浮雕（暈刻）。四、平面分層次深減底墨勒或陰刻淺浮雕。五、以上技法單用敷色或兼用敷色。六、平面斜坡陰刻。陜北漢代畫像石中哂米疃嗟氖喬叭鄭詬〉竦？物象上施加墨線、陰刻、敷彩，是雕刻與繪畫結(jié)合並用的一種獨特殊美的創(chuàng)作形式。中國繪畫的表現(xiàn)形式歷來以線為主，而陜北畫像石不論是“鐵筆”刻劃的陰線，還是勾勒出的墨線，都是那么流暢、熟練，不論是粗細線條、直線、曲線、弧線的哂?，都能根据午I蟮牟煌？隨應變化，例如對人物的鬚眉五官、衣袖褶紋、器物節(jié)榫、車輿輻條、馬鬃鞍墊、虎彪斑紋，以至飛禽羽翎無不給人一種合乎情理的誇張和現(xiàn)實的寫真，在個別畫像上的朱雀、鋪首、邊框、綬帶、王母衣衫華勝等涂有朱、綠、赭、白等色。四十鋪、延家岔、樓溝及黃家塔出土的畫像石有的整套墓門有的整塊墓壁都用各種色彩塗染點劃，出土時仍然鮮艷、潔凈，隨著風吹日麗而淡化消失，可放在窯洞或乾燥的屋室內(nèi)的畫像敷色，歷經(jīng)二十馀年朱色墨線依然如故。在不少的畫面上，創(chuàng)作者加深減底，為表現(xiàn)對象的遠近距離分成幾個高低相間的層次，再把沿邊部分減掉，在深下的層次上又用陰線刻畫出細部，來進一步表達人的顏面、魚尾、鼠爪、羊卵等物象的立體感，有的畫面利用這種技法表現(xiàn)鹿、馬、羊的蹄，鶴趾的前后交錯的遠近層次，這些在拓本上是難以見到的。在選材和構(gòu)圖方面，陜北畫像石有著極其鮮明的生活氣息和裝飾手法，一般是以墓門或是墓室橫額刻繪的景物來表現(xiàn)畫像主題的，有的用豎框或豎壁作為主題畫的輔助形象來進一步引發(fā)加深主題思想，而門扇的造型幾乎被象征著吉祥、驅(qū)鬼闢邪的朱雀、玄武、青龍、白虎和銜環(huán)鋪首的形象所佔據(jù)，它講究形象部位的對稱與均衡。有的用幾塊畫像石拼接起來表達一個主題，有的在一塊畫面上分別表達幾種各自獨立、又相互關連的圖像。這種打破空間觀念，把發(fā)生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不同景物的幾種形象，巧妙地結(jié)合在一起；用分段分格的布局來表現(xiàn)，產(chǎn)生了層次分明、內(nèi)容豐富的藝術效果。這種藝術形式能從多層次、多角度地表達出作者的藝術構(gòu)思和設計匠心。如我們在許多畫幅上，可以常常看到有《山海經(jīng)》和神話傳說中藝術形象，有的穿插奔馳在繚繞的云海中，有的若隱若現(xiàn)地反映在盤曲的藤蔓、枝柯間，用禽獸神怪的形象與植物的枝葉盤亙在一起組成佔去面積較大的邊飾。有的在不失主題意象的情況下，把大量的相關體系形象充斥在畫面空間中而不顧及其均衡與對稱，任意誇張變形，大膽藝術創(chuàng)造，可是效果無不融諧、超凡，給人們展示了廣闊而舒朗的空間。有的畫幅上我們可以欣賞到在商周青銅器上反復出現(xiàn)的紋飾；有的畫面上可以看到馬王堆西漢墓內(nèi)鮮見的圖樣；有的形象又反映在山西呂梁地區(qū)出土的畫像石上。所有這些，不論單獨或是組合式的出現(xiàn)，都表現(xiàn)出的天衣無縫，合諧統(tǒng)一，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陜北漢代畫像石墓的石刻藝術和我國其它地區(qū)的漢代畫像石一樣，開創(chuàng)了寫實藝術的先河，為魏晉之后的石雕、壁畫等造型藝術的蓬勃發(fā)展奠定了基礎。在我國美術發(fā)展史、舞樂史、建築史上有著重要的價值和地位。整理和研究陜北漢代畫像石的同時，我們不能忽視山西省呂梁地區(qū)出土的漢代畫像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會在山西離石縣馬茂莊出土有使者持節(jié)中郎將莫府奏曹史西河左元異之墓畫像石（現(xiàn)在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在山西中陽、柳林先后發(fā)現(xiàn)了漢畫像石，1990年底又在離石馬茂莊出土有漢代畫像石，通過這些畫像石上紀年刻石的用詞、畫像石在墓葬中鑲嵌的部位以及題材的選用等方面，可以看出它與陜北的漢代畫像石多有類似或相近之處，所以被視為漢代畫像石分布的又一集中地區(qū)。秦晉之間的這種石刻藝術上的緊密關系，就是這本書收錄一部分呂梁地區(qū)出土的漢代畫像石並加以介紹的原因。陜北，這塊古老的黃河流域的大地上，古代工匠們用他們勤勞智慧的雙手為我們留下了如此數(shù)量眾多、類型齊全的畫像石遺存，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環(huán)寶、也是文博工作者的一個重要課題，我們相信隨著考古事業(yè)的深入發(fā)展，陜北漢代畫像石的研究工作將會有一個更大的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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