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以來，我每年為復旦大學社會學系的學生開設兩門課，一門是“西方社會思想史”，另一門是“現(xiàn)代西方社會學理論”，而事實上在我的教學方案和教學實踐中，它們從來都不是兩個獨立的系列，而是把它們看作一連貫和統(tǒng)一的西方社會學思想史的不同發(fā)展階段，并且置于西方精神、文化的大傳統(tǒng)和西方社會變遷的大歷史觀之中來討論的，遂有現(xiàn)在這樣一部從古希臘的城邦社會學到當代美國的后工業(yè)社會理論的社會思想史的著作。它并不是上述兩塊內容的簡單拼接，拼接的結果既閹割歷史又斷送思想，而這對思想史著作來說是最糟糕不過的了；它也不是刻意標新立異而為之，在黑格爾的《哲學史講演錄》，熊彼特的《經濟分析》中，我們早已看到一種結合了廣闊的歷史眼光、深邃的哲學洞見及淵博的專業(yè)知識的通史規(guī)模的工作，他們的分析都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從希臘思想的源頭直到其同時代的思潮學派，他們的工作做成了無可爭辯的學科史典范，本書大大得益于他們的著作，及其他一些學科史著作（如薩基的社會學史、薩賓的政治學說史、羅素的哲學史、墨菲等人的心理學史著作等）。我的本科專業(yè)是歷史，我就讀的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集中了一批國內優(yōu)秀的歷史學家，如白壽彝，何茲全，龔書鐸，劉家和等，他們的培養(yǎng)造就了我對歷史的敏感和自覺，而當時系里聘請邱漢生、林英等先生開設的“中國思想史”課也是我在大學所獲最多的課程之一。我的研究生專業(yè)是西方哲學史，復旦大學哲學系的導師們給予我的訓練激發(fā)和磨礪了我的哲學天性并最終確定了致力于思想史的學術方向。我的學術訓練和知識背景決定了我努力以赴的目標是使思想史研究具有“思想的理趣和歷史的韻律”，現(xiàn)在放在讀者面前的這部著作有多少體現(xiàn)了這一要求我沒有把握，但可以肯定地說離我主觀上所欲達到的境界還差得很遠，這使我十分地惶恐和慚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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