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是時間的旅行，但記憶卻不是一條漸行漸遠的羊腸小徑。有的時候，我們會在記憶發(fā)生的地方像采集標本一樣的萃取紀念品、或留下彌足珍貴的影像紀錄，多年以后，這許多事物都會是提示我們、或引導我們進入回憶之路的門徑。當我們輕輕的閉上眼睛，穿過一種氣息、一種影跡或一種聲音的門徑進入回憶，那在廣漠的時間平面上，記憶是一塊浩瀚的版圖，無邊無際。在空間化的時問中、或在時間化的空間中，我們涉身其境卻又渾然不知身在何處。在我小的時候，我祖父告訴我：“在我小的時候，我祖父告訴我，在他小的時候……”如果以一代人三十年來算的話，這個綿延五代的記憶足足跨越了一百五十年，由此往前推，那就是一八五○年。這幾乎超越了口傳歷史或個人記憶與家庭記憶的極限，而僅僅只是失去場景與細節(jié)的歷史年代而已，不過，只要這個年代不是太過遙遠，它經常是我們的回憶旅程中的某一處地標。我們總是把個人記憶或家庭記憶牢牢鑲嵌在大歷史的邊緣角落里，是的，這是個無足輕重的卑微的角落，從未影響什么，也從未改變什么或造成什么，但是，當我們娓娓口述這些記憶時，僅僅作為背景的歷史卻隨之變得細膩而充滿生命。一九四五年對我父親來說尤其是個歡欣鼓舞的年份，這不光是因為臺灣光復，更重要的是，隨著抗戰(zhàn)勝利的炮火他順勢擊敗地的日本情敵，張燈結彩的贏得我的母親。同樣是這一年，作為“戰(zhàn)敗國”的軍犬，我那可憐的五舅正躲在南洋某座島嶼的深山密林里，每日以蛇蟲野菜充饑，他說，如果不是沒有鹽份，渾身虛軟乏力，就算一整個美軍陸戰(zhàn)師，也抓不到他們幾個“宜蘭來的田莊囝仔”。就是這樣，沿著公眾歷史的明確線索，我們的記憶經常在父輩祖輩那里得以延展和擴張，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屬于家庭的記憶卻也在一代又一代人之后逐漸湮滅，逐漸淡忘。也許我們的記憶仍能擴及一九○○年前后，也就是我祖父的少年時代，至于我祖父的祖父少年時代的十九世紀中葉，可能只是失憶的、不帶個人情感的歷史概述而已。有時候，那一幅幅正襟危坐、形容肅穆的手繪肖像還能夠隱隱約約的向我們透漏點什么，而那些攀龍附鳳、夸大其辭的宗族家譜，除了慎終追遠的意義，究竟難以向我們說明什么。幾年前，曾有大量來自山西的礦物彩棉布“祖宗像”被精心陳列在北京、香港或臺北的骨董店里，有些容納了近百人的巨幅畫面，其年代甚至從清晚期一直推溯到明、水樂年間，畫面中，除了兩個朝代的服飾略有不同之外，無論男女，每個人都長著一張一模一樣的臉，畫面下方還經常預留了一些空位，有些已經把像都畫好了，就差寫上“某某公”或“某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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