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由于中國大陸政策的開放和史料的公開,對胡適研究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普及”。在過去十幾年之中,以胡適為題的傳記和著作,出版了已不下數十種。但在這龐大的出版品中,對胡適在美國的生活和交游的情形則始終缺乏進一步的研究?!『m一生,自1910年出國,到1962年逝世,前后在美國共生活了二十六年又七個月?!?〕換句話說,胡適十九歲以后,他的成年歲月,有一半以上是在美國度過的。做胡適的傳記,或編他的書信集和全集,而忽略了他在美國的生活、交游和英文著作,那不能不說是一項重大的缺憾?!≡诤m眾多的美國朋友之中,交誼維持五十年,并對他的思想有過重大影響的人并不多。艾迪絲·克利福德·韋蓮司女士(Miss.EdithCliffordWilliams,1885—1971)是這少數人中,最重要的一個。兩人初識在1913到1914年之間,友誼一直維持到1962年胡適逝世。在胡適去世之后,韋蓮司繼續(xù)與胡夫人江冬秀保持聯(lián)系,并整理胡適寫給她的英文書信,在1965年將信件寄贈胡適紀念館?!『m與韋蓮司女士的交誼并不是一個新話題。晚近學者注意到這段歷史的有周策縱、徐高阮、唐德剛、夏志清、李又寧和最近的東京大學教授藤井省三等?!?962年5月,胡適逝世之后,周策縱先生為當時留美學人討論問題、發(fā)表意見的刊物《海外論壇》,編了一期《胡適之先生追悼號》,并發(fā)表了《胡適之先生的抗議與容忍》。在文中,他指出,胡適留學時期,在思想的發(fā)展上尤其是抗議與容忍的精神,受到韋蓮司的影響。這是第一篇嚴肅討論胡韋關系的學術性文字。 徐高阮的文章《關于胡適給韋蓮司女士的兩封信》收在他1970年出版的《胡適和一個思想的趨向》一書中,主要是就胡適在1914年11月2日和6日給韋氏的兩封信中,討論“容忍遷就”和“各行其是”的問題,說明韋氏在胡適思想發(fā)展上所起的重要影響?!√频聞傆嘘P胡韋的交往一節(jié),收入1978年出版的《胡適雜憶》,基本上唐先生將胡韋的交往“定性”在“異國情侶”這一基礎上,并指出在1915年1月的一次會面中,胡適“顯有所求而為韋女所峻拒”,而后兩人相約各專心致志于學業(yè)。最后真正“棒打鴛鴦”的則是極為守舊的韋母?!∠闹厩鍨椤逗m雜憶》作了一篇序,對唐文“峻拒”一節(jié)有所指正,認為當時“有所求”的不是胡適,而是韋蓮司。 日本學者藤井省三在1995年12月寫了一篇《胡適戀人E·克利福德·韋蓮司的生平》連載在日本《東方》180號到182號上,用了一部分康奈爾大學的檔案及有關韋氏家族的一些材料,是目前研究韋蓮司女士及其家族較有系統(tǒng)的一篇文字,但與胡適關系不多。今年藤井又改寫并中譯了這篇文章,冠以新題《戀愛中的胡適——美國女友艾迪絲·克利福德·韋蓮司與中國現(xiàn)代化理論的形成》,我見到的是打字稿。其中與胡適交往部分,所用仍是《胡適留學日記》,未見其他新材料?!宜~約圣約翰大學的李又寧教授多年來對胡適與韋蓮司的交往也備至關注,并曾親去綺色佳訪問當年韋蓮司女士的一些舊識?!m與韋蓮司的交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最重要的一批材料是胡韋兩人之間往返的書信。但這批書信,幾十年來,搜求為難。以致有關的研究,始終不能突破《胡適留學日記》的范圍。 最近臺北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發(fā)現(xiàn)了胡適致韋蓮司信件、電報二百多件,及韋蓮司致胡適函近二十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理出韋蓮司致胡適函百余件。并承紀念館館長陶英惠先生及近史所副所長耿云志先生慨允,我才有得見這批材料的機會。本文的主要依據,就是新發(fā)現(xiàn)的這批信件?!≡诤m傳記研究中,最受一般讀者關注的,大概是他的婚戀經過。但在材料不足的情況下,寫傳主的個人生活,容易流為閑話。隨意的猜測或想像對傳主是有失公允的。因此,在處理或解釋這方面的材料時,須要格外小心,稍一不慎,就成了揭人陰私或詆毀前人?!『m是民國以來,提倡傳記文學最力的一個人,他總是勸人寫傳記、編年譜,他認為中國傳記之所以不發(fā)達,忌諱太多,正是主要原因之一。他在《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序》中有一段話,還可以作為今天傳記作者的指南: 傳記寫所傳的人最要能寫出他的實在身分,實在神情,實在口吻,要使讀者如見其人,要使讀者感覺真可以尚友其人。一個看不到私人生活的傳記,常使人覺得傳主“非我族類”,無從“尚友”。傳記作者基于“為賢者諱”的古訓,極力為傳主回護、粉飾,結果把傳主裝點成了一個高不可攀,不食人間煙火的怪物,這樣的傳記并不是胡適所提倡的?!饔浐托≌f是不同的,傳記是復活人物,而小說則是創(chuàng)造人物。不錯,好的傳記是歷史和文學的結合。但是文學的部分與其說是想像的工夫,不如說是剪裁的技巧。我們不能打著文學的招牌,無中生有,造謠生事。這種做法,套句胡適的話,不但誣古人,也誤今人。 處理胡適與韋蓮司的關系,稍一不慎,也容易走上想像與文采齊飛的道路。我在此則寧可多翻譯引用原始信件,而少做想像或猜測。因材料的本身最能說明事實,更何況這批信件是“出土文物”,能為胡適研究注入新血?!≡S多人一提起胡適寫給韋蓮司的這批書信,很自然地就聯(lián)想到“情書”,抱著一種“窺秘”的心情,在字里行間找尋胡適的男女私情,這當然是一種讀法,而且在單行間隔的打字稿達兩百六十多頁的材料里,要找出一些纏綿和相思也并不是一件難事。但在細讀全部書信之后,我不得不說纏綿和相思并不是這批信件的主題。在1914到1917三年之間所寫近百封的信件中,知識上的討論遠多于個人的私情。年歲漸長之后,知識上的討論少了,而代之以兩人生活上互相的關切?!≡诤m留學時期,韋蓮司在相當程度上,是胡適“知識上的伴侶”,但隨著歲月的推移,知識上互相的激蕩減少了,而感情上的關愛增加了,韋蓮司成了胡適傾訴和感懷的對象。這個轉變可以從胡適行文的語氣和稱呼上看出一些端倪。在頭三年(1914—1917)近百封的信中,胡適行文的語氣始終是極正式而且客套的,在稱呼上除偶有一、兩次稱韋蓮司為“朋友”(Friend,1915,11,6)或“親愛的河邊之友”(DearFriend—of—the—River, 案:韋氏紐約公寓臨赫貞江)之外,始終以“親愛的韋蓮司小姐(DearMissWilliams)相稱。將英文信中的Dear一詞譯為“親愛的”,實在有一定的誤導。Dear是英文信中所有收信人的共同稱呼,并無特別親呢的意味?!『m第一次在信中稱韋蓮司之名(Clifford),而不用姓(Wrlliams)是在1917年5月10日的一封信中,也是他離美返國前的四十天,此后就不再稱“韋蓮司小姐”了。這雖是一件小事,卻頗能反映胡適的心理。他希望兩人之間能保持一定的距離。等到回國行期已定,行將分首,就不宜太過矜持了?!暮m寫給韋蓮司的這批信件中,不但可以看出胡適早期思想形成的一些端倪,同時也反映了一部分胡適的感情生活。相信對胡適思想的研究和整個人格的了解是有幫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