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的文論,多數(shù)出自作家之手,它與創(chuàng)作的聯(lián)系,較前代尤為密切。參照傳統(tǒng)對文學的分期方法,同樣可以把這一時期的文論劃分為隋、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五代六個階段,其間發(fā)展變化的軌跡,大略可得而言。魏、晉以后,文學逐步朝著重摛藻、對偶、隸事、聲律的方向發(fā)展,文風日趨''''綺麗''''。梁簡文帝、陳后主以帝王之尊,提倡艷情詩,曾一度把創(chuàng)作引入歧途。但從整體上看六朝文學,誠如宋姚鉉所說:''''雖風興或缺,而篇翰可觀。''''〔一〕在文學發(fā)展過程中,自有其不可忽視的歷史地位。隋文帝楊堅奪取北周政權建立了隋王朝,并進而統(tǒng)一全國,結束了東晉以來長期分裂的局面,為南北文學的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但隋所承繼的北周,是一個比較輕視文學的朝代,隋文帝也因襲了這一傳統(tǒng)。這只要看一看以下事實,就可概見:北周文帝企圖改革''''競為浮華''''的文風,極力推崇蘇綽倣尚書所作的大誥,并命令''''文筆皆依此體''''〔二〕;再如當時著名作家如王褒、庾信、李德林、盧思道、薛道衡、虞世基等或來自梁、陳,或來自北齊,幾乎無一出自北周和隋本土。隋文帝本人,又''''不悅詩書''''而''''少文''''〔三〕。于是,在文學方面,與其所推行的''''躬節(jié)儉,平徭賦''''的政策相適應,力主''''屏黜輕浮,遏止華偽''''〔四〕,甚至把泗州刺史司馬幼之因文表華艷而交付有司治罪。在這種情況下,曾為隋文帝奪取北周政權出謀劃策而''''甚見親待''''的李諤所上的論文書,必然要希其旨意,痛詆文學創(chuàng)作了。在李諤論文書中,批判齊、梁詩風之形式主義傾向,不無一定道理。但就這篇文章整體而言,它無異是一篇取消文學的宣言書。它不僅指責''''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完全無視建安文學之業(yè)績,而且攻擊''''以緣情為動績'''',''''用詞賦為君子'''',對緣情的詩賦,不加區(qū)別地一概採取排斥的態(tài)度。這顯然是逆潮流而動的文學主張。正因為逆潮流而動,所以,對于遏制綺麗文風并未取得實際的效果。到了隋末,被人推為''''大儒''''的王通,論文主張以儒家倫理道德和闡揚''''帝王之道''''為旨歸。但和李諤的見解是不同的。他并不否定文,而只是反對''''言文而不及理'''';他不反對詩,而是提倡詩要''''約以則'''',能反映''''民之情性''''。雖帶有強烈的功利主義色彩,不符合當時文學的發(fā)展趨勢,但畢竟與李諤的主張不同。正由于這一點,到了唐代,李諤的主張,罕為人所徵引;而王通其人及其論文主張,則常為人所推許或引用〔五〕。足見兩者之間是有差別的。在隋代,順乎文學的歷史潮流而動的文論,應推后于李諤而先于王通的劉善經的四聲指歸一書了。此書已久佚,但在日僧空海的文鏡祕府論中時見徵引。由書名及文鏡祕府論中四聲論、筆札七種言句例、文二十八種病、文筆十病得失各節(jié)所引的資料看來,這無疑是一部有關聲律病犯的著作。上承沈約的四聲,下啟上官儀的筆札華梁,于近體詩格律的奠定,不無促進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劉善經在四聲指歸里,還就各種文體的不同風格要求、藝術構思、文章結構等具體寫作方法陳述了自已的看法,對于詩歌、駢文的發(fā)展,理應有其積極意義??偟目磥?,隋代是南朝文論向初唐文論發(fā)展的一個過渡期,作為這一過渡期的代表作,應該是劉善經的四聲指歸。至于李諤的論文書和王通的一些文學見解,在當時只是一種與文學發(fā)展趨勢不相應的插曲而已。二在唐初文壇,佔統(tǒng)治地位的仍是南朝以來綺麗之風。唐太宗李世民既位以后,以亡隋為監(jiān),勵精圖治,成為一代英主。但他又酷好文學。為了鞏固其統(tǒng)治權,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反對''''無益勸誡''''的''''浮華''''文體〔六〕,並且在帝京篇里,以詩的形式直抒自己不''''釋實求華,以人(民)從欲''''的''''雅志''''。但在骨子里,他仍未擺脫綺麗文風的深刻影響。他特意為晉書陸機傳作后論,盛讚陸機''''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自己寫的文章,要叫以文詞''''綺錯婉媚''''著稱的上官儀''''視草,又多令繼和,凡有宴集,儀嘗預焉''''〔七〕;甚至作宮體詩要虞世南賡和〔八〕。凡此等等,都可以看出唐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