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不僅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有過突出貢獻的作家，也是一位忠誠的革命者和社會活動家。在中國婦女問題上，她一生奮斗不止，又為此受盡磨難。無論是她的文學創(chuàng)作還是生活經歷，長期以來備受爭議，有人受戴她贊賞她，有人恨她詛咒她，直至她逝世之后，爭論還在繼續(xù)。因此，剖析和研究這樣一位作家，對于中國左翼文學和現(xiàn)代文學史，對于中國婦女運動，尤為重要，也頗為艱難。本書為《20世紀文化名人與上?！废盗袇矔?。在關注丁玲的生活道路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同時，著重分析她與上海這座城市的歷史淵源及相互關系。中國20世紀文化的發(fā)展，伴隨著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探索的艱難和曲折。20世紀初以來，上海漸漸成為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前沿陣地，也是中國文人從事文化活動的舞臺，到30年代時期，上海的文化呈現(xiàn)鼎盛局面。上海的經濟發(fā)展為中國文人創(chuàng)造了文化活動的場所和氛圍，棲身于上海這座城市的中國文人，又為上海文化的多元和繁榮做出了巨大貢獻，丁玲就是其中的一員。從某種意義上說，上海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特殊環(huán)境塑造湖南女子丁玲，而丁玲的創(chuàng)作增添了上海左翼文化一道亮麗的風景。受女革命家向警予及其女友的影響，丁玲18歲來到上海，開始她闖蕩世界的坎坷人生。她先后在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學讀書，深受任教的早期共產黨人陳獨秀、李達、鄧中夏、瞿秋白、蔡和森等人的影響。大革命失敗后，苦悶中的丁玲，以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以對愛情的大膽向往和追求，向社會發(fā)出叛逆的絕叫，震動了整個文壇，從此成為現(xiàn)代文學史上引人矚目的作家。隨著丈夫胡也頻為革命獻身，原本有著無政府主義傾向的丁玲，急劇向左轉，參加左聯(lián)，接著加入共產黨，主編左聯(lián)機關刊物《北斗》。丁玲的創(chuàng)作也從描寫現(xiàn)代知識女性的苦悶，轉變成對革命和工農大眾命運的關注。20世紀30年代，她先后發(fā)表的《母親》、《韋護》、《水》等作品，受到左翼評論界的贊賞為丁玲“思想前進的第一步”、是“新的小說的誕生”。1934年丁玲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在南京被軟禁四年。她自殺、逃跑不成，到北京找黨不成，她寫了一張表示出去后“居家養(yǎng)母”的條子也不成。最終，在上海地下黨馮雪峰等人的幫助下，她得以逃離南京，回到上海，回到黨的隊伍，接著又從上海到了陜北革命根據地。這四年被捕的經歷，是丁玲一輩子解不開的心結。日后在黨內無數次的斗爭和運動中，那張被認為是“自首”的條子，那個在軟禁期間與叛徒馮達生下的女兒，成了她長期遭受批判的“罪證”。女性是丁玲傾注一生心血關注的問題。她的創(chuàng)作中，從來沒有放棄對女性問題的思考。在延安緊張艱苦的工作之余，她創(chuàng)作了《我在霞村的時候》、《新的信念》、《在醫(yī)院中時》等作品，表現(xiàn)了被侮辱女性及知識女性在解放區(qū)根據地遇到的麻煩和歧視。在雜文《三八節(jié)有感》中，丁玲更是大膽抨擊延安解放區(qū)男女不平等的種種現(xiàn)象，鼓勵婦女自強自立，成為丁玲在婦女問題上的重要貢獻。在中國婦女運動中，是她第一次指出：大眾的解放不等于婦女的解放，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后，婦女問題依然存在。在以后的幾十年中，這成為丁玲反黨的又一“罪行”。繼1955年打成“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1957年打成右派之后，她被下放黑龍江農場勞動改造長達20年之久?！拔母铩苯Y束，丁玲復出。晚年寫了一些散文和大量回憶文章。1986年丁玲因病逝世，終年八十二歲?！度嗣袢請蟆吩诎l(fā)表《丁玲生平》時指出，她“在將近60年的革命文學道路上，創(chuàng)作了許多思想深刻，為人民喜愛的作品。在新文學的幾個轉折時期，她總是體現(xiàn)著黨所倡導的文學發(fā)展方向。她的名字和作品，吸引和鼓舞了許多青年走向革命，其影響遠及海外。她留下的近三百萬字著作，是中國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她的光輝業(yè)績，必將鐫刻在中國革命和中國文學史冊上。”丁玲留給世人的爭論并不因此蓋棺定論。中國文學界在懷念她的同時，也為她的作品，她的為人，她是否是女權主義者、她晚年與沈從文的“歷史公案”，以及她一些過“左”言論，引發(fā)爭論。人們研究和探索丁玲漸漸背離自己藝術個性，漸漸成為一個“政治化”作家的社會、歷史及其性格上的種種原因，引發(fā)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反思。但是，無論丁玲生前生后引發(fā)多少爭論，正如瞿秋白對早年丁玲的評價那樣，“冰之是飛蛾撲火，非死不已”。綜觀丁玲一生，她一直在撲火，撲文學之火，撲政治之火。她的執(zhí)著和忠誠，為中國和世界知識分子懷念和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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