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你和我與它:中西社會本體論比較研究》是兩年前開始動筆寫作的。但是,嚴格地說,有關《我與你和我與它:中西社會本體論比較研究》所涉問題的思考早在30年前就已經開始。1966年,當我還在初中念書的時候,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革命”爆發(fā)了。這場革命給我?guī)淼?,除了一夜之間由一位學校的好學生跌落為所謂“黑五類”、“狗崽子”那種巨大的失落感、那種銘心刻骨和不堪忍受的政治歧視之外.還有那與命運抗爭的叛逆的心理,和對社會與人生思考的權利,也即被康德稱之為“敢于存一切社會事務中運用理性”的那種“啟蒙”的權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與你和我與它:中西社會本體論比較研究》恰恰可看作是自己幾十年思考的一種總結。它既是人類哲學思想發(fā)展的一種追蹤,又是作者心路的一種披露和展示。它向人們表明了,在人類哲學的發(fā)展史上,一種以主客關系為定向的哲學思想如何由于一種歷史和邏輯的巨大力量而開始了“主體問性的轉向”;這種轉向如何一方面使主客關系中所內涵的主體問關系得以揭示,另一方面又為人際的倫理學原則提供了宇宙的本體論的支持;而這一切對于人類哲學的發(fā)展來說其意義如何是極其深遠的和根本性的:它不儀使長期以來哲人們難以克服的事實判斷(真)和價值判斷(善)之間的二律背反有望消解,而且同時使中西哲學、中西文化之間的理論上的溝通與和解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