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這本書,上起開天辟地,下迄殷周之世,其所論述的范圍,是秦以前的中國古史。秦以前的古史資料,早已隨著時代之悠邁而消逝。在春秋時代,孔子欲研究夏殷制度,已感文獻之不足征。西漢初,司馬遷著《史記》,亦謂“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所以司馬氏于“三代”,于“五帝”,于“神農以前”,皆曰“尚矣”,曰“吾不知已”,曰“靡得而記云”。幾千年來,秦以前的古史,只不過是飄浮于神話與傳說中之一些撲朔迷離的陰影而已。歷代學者,對于這一段古史的論著,也只是傳神書怪,捕風捉影,因誤正誤,以訛傳訛,浸至荒誕不經,極奇離詭譎之大觀。秦以前的古史之走向科學的階段,不過是最近二十年左右之事。其所以能致此者,一方面,固然是新的科學,如地質學、古生物學、人類學、考古學、民俗學等的發(fā)展;另一方面,又是中國史學自身發(fā)展之必然的歸結。所謂中國史學自身的發(fā)展,即由盲目的信古而進到疑古,更由消極的疑古,而進到積極的考古。前者就是所謂辨?zhèn)螌W而后者便是所謂金石學、考古學。中國的辨?zhèn)沃畬W,自漢唐以來,即已肇始其端緒,迄于兩宋而流風益煽。降至清乾嘉以后,則此種學問,大為昌明。其間學者輩出,如漢之鄭玄、何休,唐之劉知幾、柳宗元,宋之歐陽修、鄭樵,明之宋濂、胡應麟,清之顧亭林、姚際恒、閻若璩、萬斯同、崔述以至康有為等,他們都感到“經既茍且,史又荒唐”,于是不僅對于百家不雅馴之言,加以批判;即對于圣經賢傳,亦予以辨證。竅其幽隱,發(fā)其訛誤,分其瑕瑜,定其真?zhèn)?。“一分真?zhèn)味艜テ浒?,一分瑕瑜而列朝書又去其八九”。(張之洞《輶軒語》)自此以后,中國文獻上的古史資料,便獲得一些訂正。中國的金石之學,幾乎與辨?zhèn)沃畬W是平行的發(fā)展。自漢唐以來,中國古代器物,即間有發(fā)現(xiàn)。《說文》序云:“郡國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是也。不過在當時因罕見古物,偶有所得,輒引為神瑞之象征。若有能辨其文者世驚為奇。古代的器物之開始當作學問而研究,始于北宋。當時,高原古冡,頗有發(fā)現(xiàn),古代器物,出土漸多,始不以古器為神瑞而或以玩賞加之。在當時雖不必如阮元所云“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識其文?!钡珦?jù)《籀史》所載,宋代著錄金文之書,多至三十余家,而南渡以后諸家之書,尚不在內。是知宋代金石學的發(fā)展,亦可謂盛極一時。當時學者如歐陽修、呂大臨、趙明誠、黃伯思、董逌、王俅、薛尚功、張綸、李誠之輩,或搜羅古器,征求墨本;或摹寫形制,考訂名物;或訓釋銘文,辨證經史,其用力甚大,創(chuàng)獲亦多。至于文字訓釋方面,雖亦有穿鑿紕繆可譏之處,但宋人對于金石學,實有鑿空之功。金石學在宋代,雖涂術已啟,而流派未宏;其輝煌之發(fā)展,則亦在清乾嘉以后。在清代古物之出土者,已數(shù)十倍于宋代,而學者如王昶、錢大聽、畢沅、翁方綱、陸心源、孫星衍、阮元、李宗瀚、瞿中溶、吳榮光、吳式芬、陳介祺、吳大澂、端方等接踵輩出,其所著述,不下四百種之多。于是金石學遂蔚為大觀。降至清末,古物出土者更多,如洹陰之甲骨,齊燕之陶器,敦煌之簡牘,巴蜀齊魯之封泥,皆發(fā)現(xiàn)于近數(shù)十年間,于是金石學的范圍,遂日益擴大。晚近王國維對于金石學則已開始科學的研究。繼王國維之后,郭沫若又有更多的發(fā)揮。于是向之以為神瑞象征之古器,遂一變而為科學的瑰寶;向之不為人所注意的銘文,遂一變而為古史之珍貴的資料。自金石學發(fā)展以后,中國的古史,始得上溯于兩周之世。中國古史之能更進一步的發(fā)展,乃是由于近年以來考古學之不斷的發(fā)現(xiàn)。由于考古學之不斷的發(fā)現(xiàn),于是埋藏于地下的遠古遺物到處出土。此種遠古器物之出土,因而提供了中國古史研究以新而又新、真而又真的資料。這些新的真實資料,不但可以考驗文獻上的史料之真?zhèn)?,而且還可以補充文獻上的史料之缺失。首先是殷墟的發(fā)現(xiàn),大批殷商古器物及甲骨文字先后出土??技坠俏钠霈F(xiàn),早在殷墟發(fā)掘之前,而且學者如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諸氏,并已開始搜集、拓印、考釋的工作。惟甲骨文字之進入科學研究的階段,則是在殷墟發(fā)掘以后。因為在殷墟發(fā)掘以后,甲骨文字的研究始得與出土實物相互印證而愈益有所發(fā)明。自是以后,甲骨文及殷代的青銅器之研究風靡一時?;蚍治鲆笮娴貙?,或拓印殷墟器物,或研究殷墟文字,或考釋殷商制度,于是中國的古史,始得上溯于殷商之世。其次是甘肅、河南的新石器文化之發(fā)現(xiàn),大批彩陶及磨制石器,相繼出土。于是中國的古史始得上溯于傳說中之“夏代”乃至“堯、舜、禹”及“神農、黃帝”之世。最后,則為中國舊石器文化之發(fā)現(xiàn),許多原始的燧石器、骨角器物及其同時代的古生物化石不斷出土。同時并發(fā)現(xiàn)了中國最原始的人類化石,“北京猿人”的頭蓋骨。自此種舊石器文化出土以后,在中國蒙昧時代之歷史的黑暗面給與了一線的光明,因而中國古史遂有上溯至傳說中之“伏犧氏”、“燧人氏”、“有巢氏”時代,乃至有上溯至中國歷史之出發(fā)點的可能。我們生于今日,得觀古人未見之古史資料,孔子所不能征之夏禮與殷禮,吾人已能征之;司馬遷“靡得而記”之太古時代,吾人已能記之。然而直至今日,中國還有不少的歷史家,對于近千年來固有文化的成果并不接受;對于科學的發(fā)現(xiàn),亦視若無睹,而仍然昏迷于神話與傳說之中;以至近來許多歷史的巨著,不是把史前的社會避而不論,便仍然以神話的匯編當作真實的古史。我并不是否定神話與傳說;反之,我以為神話與傳說,決非好事者之憑空謊造,而皆有其一定的歷史根據(jù)。換言之,它們都是歷史上之一個突出的片斷之記錄。不過傳之既久,由于言語異音,文字異形,便難免訛偽百出。誠如韓非子所云:“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庇秩缢抉R遷所云:“崆峒、涿鹿、淮海一帶之長老皆道黃帝、堯、舜,而風教固殊?!笨偠灾?,神話傳說,流傳愈久,則其所內含之歷史的原素,亦即漸被歪曲,被夸大而趨于稀薄模糊了。所以以信而好古之孔子,而曰:“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泵献右嘣唬骸氨M信書則不如無書?!笔侵袊墓攀ハ荣t,對于神話與傳說亦在將信將疑之間也。但是即使如此,神話仍能保留一部分原始的內容。所以把神話人物當作一定歷史時代的特征看,則仍不失為古史的資料之一。若把神話人物當作一個古帝先王看,則無異是白晝見鬼。自從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問世以后,中國的古史才第一次用科學的方法由秦漢上溯于殷周之世。以后呂振羽的《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又對殷周的歷史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不管郭、呂兩氏的見解如何,要之,他們都有其自己的創(chuàng)見,各成一家之言。至于根據(jù)考古學的資料研究殷以前的古史,則呂振羽的《史前期中國社會》,實為首創(chuàng)之作。此書雖論而不詳,但要言不繁,條理分明,已能指出中國史前社會之大概的輪廓。最近吳澤所著《中國原始社會史》,對于中國史前的歷史亦能有所發(fā)揮。惟呂、吳二氏之書,對于中國東南沿海之史前文物的發(fā)現(xiàn)皆未提及,實為缺陷。此外,鄧初民于其所著《中國社會史教程》之首章,亦曾根據(jù)出土實物,論述殷以前的古史;惟多著重于人類進化史上之一般方面的敘述。以是之故,我們不必諱言,中國史前的古史直至今日,尚處于極幼稚的階段。我以為殷以前的古史,雖屬于極遙遠之太古時代;但是總是中國史上的一個歷史時代,而且這一時代的歷史,還是后來的中國歷史發(fā)展之最原始的基礎。因此,我在這本書上,大膽地把中國歷史推到它的出發(fā)點。為了給讀者以具體的概念,這本書對于各時代的古器物,均附有圖片。為了給讀者以空間的概念,這本書對于各時代的歷史活動范圍,都附有地圖。為了給讀者以時間的概念,這本書對于各時代的歷史發(fā)展,都附有大事年表。而這些插圖、地圖及年表之繪制,就占了本書寫作時間的三分之一①。因此,這本書,我雖不敢說它已經把殷周及其以前的古史,從神話的霉銹中洗刷出來;但至少它已使這一段古史,顯出了它本來的面目。一言以蔽之,從神的歷史還元為人的歷史。翦伯贊·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于巴縣歇馬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