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這本書，上起開天辟地，下迄殷周之世，其所論述的范圍，是秦以前的中國古史。秦以前的古史資料，早已隨著時代之悠邁而消逝。在春秋時代，孔子欲研究夏殷制度，已感文獻之不足征。西漢初，司馬遷著《史記》，亦謂“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所以司馬氏于“三代”，于“五帝”，于“神農以前”，皆曰“尚矣”，曰“吾不知已”，曰“靡得而記云”。幾千年來，秦以前的古史，只不過是飄浮于神話與傳說中之一些撲朔迷離的陰影而已。歷代學者，對于這一段古史的論著，也只是傳神書怪，捕風捉影，因誤正誤，以訛傳訛，浸至荒誕不經，極奇離詭譎之大觀。秦以前的古史之走向科學的階段，不過是最近二十年左右之事。其所以能致此者，一方面，固然是新的科學，如地質學、古生物學、人類學、考古學、民俗學等的發(fā)展；另一方面，又是中國史學自身發(fā)展之必然的歸結。所謂中國史學自身的發(fā)展，即由盲目的信古而進到疑古，更由消極的疑古，而進到積極的考古。前者就是所謂辨?zhèn)螌W而后者便是所謂金石學、考古學。中國的辨?zhèn)沃畬W，自漢唐以來，即已肇始其端緒，迄于兩宋而流風益煽。降至清乾嘉以后，則此種學問，大為昌明。其間學者輩出，如漢之鄭玄、何休，唐之劉知幾、柳宗元，宋之歐陽修、鄭樵，明之宋濂、胡應麟，清之顧亭林、姚際恒、閻若璩、萬斯同、崔述以至康有為等，他們都感到“經既茍且，史又荒唐”，于是不僅對于百家不雅馴之言，加以批判；即對于圣經賢傳，亦予以辨證。竅其幽隱，發(fā)其訛誤，分其瑕瑜，定其真?zhèn)?。“一分真?zhèn)味艜テ浒?，一分瑕瑜而列朝書又去其八九”。（張之洞《輶軒語》）自此以后，中國文獻上的古史資料，便獲得一些訂正。中國的金石之學，幾乎與辨?zhèn)沃畬W是平行的發(fā)展。自漢唐以來，中國古代器物，即間有發(fā)現(xiàn)。《說文》序云：“郡國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是也。不過在當時因罕見古物，偶有所得，輒引為神瑞之象征。若有能辨其文者世驚為奇。古代的器物之開始當作學問而研究，始于北宋。當時，高原古冡，頗有發(fā)現(xiàn)，古代器物，出土漸多，始不以古器為神瑞而或以玩賞加之。在當時雖不必如阮元所云“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識其文?！钡珦?jù)《籀史》所載，宋代著錄金文之書，多至三十余家，而南渡以后諸家之書，尚不在內。是知宋代金石學的發(fā)展，亦可謂盛極一時。當時學者如歐陽修、呂大臨、趙明誠、黃伯思、董逌、王俅、薛尚功、張綸、李誠之輩，或搜羅古器，征求墨本；或摹寫形制，考訂名物；或訓釋銘文，辨證經史，其用力甚大，創(chuàng)獲亦多。至于文字訓釋方面，雖亦有穿鑿紕繆可譏之處，但宋人對于金石學，實有鑿空之功。金石學在宋代，雖涂術已啟，而流派未宏；其輝煌之發(fā)展，則亦在清乾嘉以后。在清代古物之出土者，已數(shù)十倍于宋代，而學者如王昶、錢大聽、畢沅、翁方綱、陸心源、孫星衍、阮元、李宗瀚、瞿中溶、吳榮光、吳式芬、陳介祺、吳大澂、端方等接踵輩出，其所著述，不下四百種之多。于是金石學遂蔚為大觀。降至清末，古物出土者更多，如洹陰之甲骨，齊燕之陶器，敦煌之簡牘，巴蜀齊魯之封泥，皆發(fā)現(xiàn)于近數(shù)十年間，于是金石學的范圍，遂日益擴大。晚近王國維對于金石學則已開始科學的研究。繼王國維之后，郭沫若又有更多的發(fā)揮。于是向之以為神瑞象征之古器，遂一變而為科學的瑰寶；向之不為人所注意的銘文，遂一變而為古史之珍貴的資料。自金石學發(fā)展以后，中國的古史，始得上溯于兩周之世。中國古史之能更進一步的發(fā)展，乃是由于近年以來考古學之不斷的發(fā)現(xiàn)。由于考古學之不斷的發(fā)現(xiàn)，于是埋藏于地下的遠古遺物到處出土。此種遠古器物之出土，因而提供了中國古史研究以新而又新、真而又真的資料。這些新的真實資料，不但可以考驗文獻上的史料之真?zhèn)?，而且還可以補充文獻上的史料之缺失。首先是殷墟的發(fā)現(xiàn)，大批殷商古器物及甲骨文字先后出土?？技坠俏钠霈F(xiàn)，早在殷墟發(fā)掘之前，而且學者如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諸氏，并已開始搜集、拓印、考釋的工作。惟甲骨文字之進入科學研究的階段，則是在殷墟發(fā)掘以后。因為在殷墟發(fā)掘以后，甲骨文字的研究始得與出土實物相互印證而愈益有所發(fā)明。自是以后，甲骨文及殷代的青銅器之研究風靡一時?；蚍治鲆笮娴貙?，或拓印殷墟器物，或研究殷墟文字，或考釋殷商制度，于是中國的古史，始得上溯于殷商之世。其次是甘肅、河南的新石器文化之發(fā)現(xiàn)，大批彩陶及磨制石器，相繼出土。于是中國的古史始得上溯于傳說中之“夏代”乃至“堯、舜、禹”及“神農、黃帝”之世。最后，則為中國舊石器文化之發(fā)現(xiàn)，許多原始的燧石器、骨角器物及其同時代的古生物化石不斷出土。同時并發(fā)現(xiàn)了中國最原始的人類化石，“北京猿人”的頭蓋骨。自此種舊石器文化出土以后，在中國蒙昧時代之歷史的黑暗面給與了一線的光明，因而中國古史遂有上溯至傳說中之“伏犧氏”、“燧人氏”、“有巢氏”時代，乃至有上溯至中國歷史之出發(fā)點的可能。我們生于今日，得觀古人未見之古史資料，孔子所不能征之夏禮與殷禮，吾人已能征之；司馬遷“靡得而記”之太古時代，吾人已能記之。然而直至今日，中國還有不少的歷史家，對于近千年來固有文化的成果并不接受；對于科學的發(fā)現(xiàn)，亦視若無睹，而仍然昏迷于神話與傳說之中；以至近來許多歷史的巨著，不是把史前的社會避而不論，便仍然以神話的匯編當作真實的古史。我并不是否定神話與傳說；反之，我以為神話與傳說，決非好事者之憑空謊造，而皆有其一定的歷史根據(jù)。換言之，它們都是歷史上之一個突出的片斷之記錄。不過傳之既久，由于言語異音，文字異形，便難免訛偽百出。誠如韓非子所云：“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庇秩缢抉R遷所云：“崆峒、涿鹿、淮海一帶之長老皆道黃帝、堯、舜，而風教固殊?！笨偠灾?，神話傳說，流傳愈久，則其所內含之歷史的原素，亦即漸被歪曲，被夸大而趨于稀薄模糊了。所以以信而好古之孔子，而曰：“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泵献右嘣唬骸氨M信書則不如無書?！笔侵袊墓攀ハ荣t，對于神話與傳說亦在將信將疑之間也。但是即使如此，神話仍能保留一部分原始的內容。所以把神話人物當作一定歷史時代的特征看，則仍不失為古史的資料之一。若把神話人物當作一個古帝先王看，則無異是白晝見鬼。自從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問世以后，中國的古史才第一次用科學的方法由秦漢上溯于殷周之世。以后呂振羽的《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又對殷周的歷史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不管郭、呂兩氏的見解如何，要之，他們都有其自己的創(chuàng)見，各成一家之言。至于根據(jù)考古學的資料研究殷以前的古史，則呂振羽的《史前期中國社會》，實為首創(chuàng)之作。此書雖論而不詳，但要言不繁，條理分明，已能指出中國史前社會之大概的輪廓。最近吳澤所著《中國原始社會史》，對于中國史前的歷史亦能有所發(fā)揮。惟呂、吳二氏之書，對于中國東南沿海之史前文物的發(fā)現(xiàn)皆未提及，實為缺陷。此外，鄧初民于其所著《中國社會史教程》之首章，亦曾根據(jù)出土實物，論述殷以前的古史；惟多著重于人類進化史上之一般方面的敘述。以是之故，我們不必諱言，中國史前的古史直至今日，尚處于極幼稚的階段。我以為殷以前的古史，雖屬于極遙遠之太古時代；但是總是中國史上的一個歷史時代，而且這一時代的歷史，還是后來的中國歷史發(fā)展之最原始的基礎。因此，我在這本書上，大膽地把中國歷史推到它的出發(fā)點。為了給讀者以具體的概念，這本書對于各時代的古器物，均附有圖片。為了給讀者以空間的概念，這本書對于各時代的歷史活動范圍，都附有地圖。為了給讀者以時間的概念，這本書對于各時代的歷史發(fā)展，都附有大事年表。而這些插圖、地圖及年表之繪制，就占了本書寫作時間的三分之一①。因此，這本書，我雖不敢說它已經把殷周及其以前的古史，從神話的霉銹中洗刷出來；但至少它已使這一段古史，顯出了它本來的面目。一言以蔽之，從神的歷史還元為人的歷史。翦伯贊·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于巴縣歇馬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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