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四走來：劉納學術隨筆自選集

　　作者憑借著其嫻熟的古典文學的功底，自如地出入在近代與現(xiàn)代的交界線上。本書當中不乏對于五四時期的個案分析，但是更多的是把五四置于歷史的和世界的坐標當中考察問題。對于五四這樣一個令人懷戀的文學時代，應該配得上世上最高的贊美。片斷：同席——對罵——抱吻……——20年代初期的郭沫若與胡適1921年8月9日，郭沫若與胡適初次會面——在上海。這兩位新文學中人都已經(jīng)暴得大名，當然，他們名之“大”的程度也已顯出了相當遠的差距。胡適作為為新文學發(fā)難的先驅人物，已是北京大學教授，在新文化界具有相當?shù)臋嗤?。而郭沫若還是尚未拿到醫(yī)學士文憑的留日學生，只是因為在上?！稌r事新報·學燈》上發(fā)表了風格新異的詩作令人矚目，他的第一本個人創(chuàng)作集《女神》幾天前剛剛出版。因此，郭沫若后來用嘲諷的口吻把這次會見稱為“光榮”的“同席”。那天的“同席”是誰請客？胡適日記與郭沫若回憶所述大有差別。胡適當天日記記：“周頌九（久）、鄭心南約在一枝香吃飯，會見郭沫若君?！敝?、鄭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工作人員，又是郭沫若在日本東京帝大的高班同學，由他倆出面作東，似有為郭沫若引薦之意。而郭沫若后來在回憶錄《創(chuàng)造十年》里，明確地記述了那天的主人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而且事前鄭重地下了請?zhí)?。究竟誰請客并非是無所謂的事——這與高夢旦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的身份有關，而商務是使郭沫若十分敏感的地方。早在郭沫若開始文學工作之初，就曾想把自己的譯著賣給商務印書館，但被拒絕了。郭沫若與朋友策劃后來稱之為“創(chuàng)造社”的文學社團時，上海灘上有點名堂的書局如中華、亞東等都不愿接受由幾個留日學生操辦的前途莫測的刊物，代為奔走的朋友根本沒敢問津于當時中國最大的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直至1921年夏天，一個十分偶然的機會使郭沫若等與上海一家小書局“泰東”聯(lián)系在了一起，以接受經(jīng)濟剝削和忍受惡劣工作條件的代價，換來了泰東老板趙南公為創(chuàng)造社出版刊物的允諾。作為與小書店合作的寫作者，郭沫若不能對商務印書館這龐大的存在無動于衷，其心情就相像于本具備考上名牌大學的實力卻陰差陽錯地進了草雞大學，那份對于“名牌”的敏感是可以想見的。恰是在1921年，高夢旦在北京訪胡適，力請胡去商務主持編譯所。在胡適謝絕之后，高夢旦又請胡到商務做三個月的客人。7月16日，胡適抵上海，商務總經(jīng)理及高夢旦等均到車站迎接，接著便是宴請、訪談、視察等等，給予了令人驚嘆的禮遇。7月20日，上海商報便登出一篇“趣聞”《胡老板登臺記》，稱胡為“新文學的泰斗”，謂其受聘于商務，“言明每月薪金5000元（比大總統(tǒng)舒服）”，到館之日，“該館掃徑結彩，總理以次，均迎自門首，會客室編輯所均油漆一新。另辟一精室，器具悉為紅木，左圖右史，明晶卻塵。所長部長及各科主任，趨侍恐后。方之省長接任，有過之而無不及”?！捌潆A級不是比政界更利害么”？盡管胡適認為這篇文章不過是“玩笑”，他還是認真地將其剪了下來，粘附在當天的日記上。至少，他對這種炒作并不反感。已是新文化運動風云人物的胡適又成為上海文化界的輿論熱點。當時正在上海與泰東合作的郭沫若對胡適的“煊赫”肯定是反感的，這反感到十多年后化作了嘲諷的文字：“大博士進大書店，在當時的報紙上早就喧傳過一時。我聽說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間愛去散步的那lovelane的第一號，是商務印書館特別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著高頭大馬車由公館跑向閘北去辦公的。這樣煊赫的紅人，我們能夠和他同席，是怎樣的光榮呀！”關于這次“光榮”的“同席”，郭沫若在《創(chuàng)造十年》里有相當詳盡的記述：當高夢旦向胡適介紹“這是沫若先生，我們沫若先生很有遠大的志向，不久還要折回日本去繼續(xù)學業(yè)”，胡適“殷勤地”與郭握手，并且說：“很好的，我們就等郭先生畢了業(yè)之后再作商量了?！惫粼谟浭隽诉@些仿佛記憶猶新的情景之后又描述了自己的揣測：“在‘商量’之上冠了一個‘再’字，自然是為我的事情已經(jīng)是商量過的。商務真的有想找我的意思嗎？”究竟高夢旦與胡適是否有意“找”郭沫若，這件事除郭沫若本人的回憶外，尚難找到其它的佐證。郭沫若十多年后記敘這次會見時幾乎句句含有嘲諷，而胡適當時記在日記里的印象就已經(jīng)頗有保留：“沫若在日本九州學醫(yī)，但他頗有文學的興趣。他的新詩頗有才氣，但思想不大清楚，工力也不好。”他會在與郭沫若會見之前，就與高夢旦商議要把郭請到商務嗎？且不說對郭的看法怎樣，胡適會推薦與自己沒有什么關系的人嗎？我們只能留下疑問了。另一個疑問是：據(jù)胡適日記記載，就在那“光榮”的“同席”三天之后，郭沫若曾與朋友到商務編輯所拜訪胡適，而郭沫若始終未曾提起過這件事。胡適出生于1891年12月，算起來只長郭沫若11個月。論學問才情，郭沫若大概也并不佩服胡適，但在1921年夏天的上海，他們的名望、地位、身份、待遇竟然顯出了極大的差別。郭沫若日后將有不少機會發(fā)泄他的不平與不滿。創(chuàng)造社成立后，郭沫若和他的朋友郁達夫等擺出了向“壟斷文壇”者（郁達夫語）、“樹大招風”者（沈雁冰語）勇猛出擊的挑戰(zhàn)姿態(tài)。他們沒有放過胡適。在1922年8月出版的一卷二期《創(chuàng)造》季刊上，由部達夫出馬，含沙射影地罵胡適“同清水糞坑里的蛆蟲一樣，身體雖然肥胖得很，胸中卻一點兒學問也沒有。……跟了外國的新人物，跑來跑去的跑幾次，把他們幾個外國的粗淺的演說，糊湖涂涂的翻譯翻譯，便算新思想家了?！贝宋睦硭斎坏卣衼砹撕m題為《罵人》的回罵。十多年后郭沫若在《創(chuàng)造十年》里說到“胡適在‘罵人’的一段雜記里面，罵了達夫，同時不用說也連帶著罵了我們”時，忽略了一個事實：是郁達夫先把胡適罵作“清水糞坑里的蛆蟲”的，而胡適所回罵的“淺薄無聊而不自覺’，實在要客觀得多也文明得多了。郭沫若當時發(fā)表了為郁達夫助戰(zhàn)的文章《討論注釋運動及其他》，他積蓄了一年多的不平、不滿和不服氣終于形之于激憤意氣的言辭：你北京大學的胡大教授喲！你的英文誠然高明，可惜你自己做就了一面照出原形的鏡子！……我勸你不要把你的名氣來壓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來壓人，你須知這種如煙如云沒多大斤兩的東西是把人壓不倒的！郭沫若這段文字充分傳達了他對權威姿態(tài)的反感。而胡適1923年5月再次來到上海時，致信郭沫若、郁達夫，表現(xiàn)出頗為誠懇的態(tài)度：“我對你們兩位的文學上的成績，雖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點，卻只有敬意，而毫無惡感。”“我盼望那一點小小的筆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損害我們舊有的或新得的友誼。”郭沫若即復信表示：“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則服人以理，我輩尚非豚魚，斷不至于因此小小筆墨官司便致?lián)p及我們的新舊友誼?！焙m收到復信后，還到泰東看望了郭沫若、郁達夫，郭、郁也曾去回訪。至于胡適的來信與來訪被郭沫若視為“一種求和的態(tài)度”，當然也是無可奈何的事。1923年10月11日，胡適再訪郭沫若，陪同前去的徐志摩在日記里記下了他所見到的情景：“沫若自應門，手抱襁褓兒，跣足，敞服（舊學生服），狀殊憔停?！薄澳艟又涟?，陳設亦雜，小孩羼雜其間，傾跌須父撫慰，涕泅亦須父揩拭，皆不能說華語；廚下木屐聲卓卓可聞，大約即其日婦。從郭沫若家出來，胡適向徐志摩迭發(fā)感慨：“然以四手而維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況必不甚愉適，且其生計亦不裕，或竟窘，無怪其以狂叛自居?！倍敃r正在美國留學的聞一多得知郭沫若在泰東的生活境況后，在家信里寫下了一段十分憤慨的話：“昨與友人梁實秋談，得知郭沫若在滬賣文為生，每日只辣椒炒黃豆一碗佐飯，飯盡猶不飽腹，乃飲茶以止饑。以郭君之才學，在當今新文學界當首屈一指，而窮困至此。世間豈有公理哉？”“世間豈有公理哉”？在艱苦的生活中，郭沫若本人也一定這樣無數(shù)次地質問過。郭沫若等生活之困窘和工作負擔之繁重以及二者之間的巨大反差都足以使見聞者啼噓。胡適甚至因此而理解并諒解了郭沫若的“狂叛”，其中大概也包括郭沫若等的“罵人”。三天以后，郭沫若請胡適吃飯。趁著喝得半醉，胡適又說了一些“誠懇話”，而郭沫若則以浪漫詩人的沖動抱吻了胡適。據(jù)在場的徐志摩記述，這次聚會是以“飛拳投署而散”。隨著“飛拳投署”的情感宣泄，郭沫若與胡適的對立關系也就告一段落了。到了20年代末期以后，隨著形勢的變化和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加劇，他們之間則又開始了另一輪的對立。

　　劉納，女，1944年生，1966年畢業(yè)于北京師范學院（現(xiàn)首都師范大學）中文系，在北京遠郊農(nóng)村做過十年中學教師。1981年畢業(yè)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獲碩士學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工作至今。著有《嬗變—辛亥革命時期至五四時期的中國文學》、《顛躓窄路行》、《詩：激情與策略》等。相關圖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