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改革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本書旨在探討中國現行所有制結構對“效率優(yōu)先。兼顧平等”原則的適應性，并在效率一平等框架內尋找所有制結構調整的途徑。本研究的主要內容包括：中國所有制結構變動趨勢；中國經濟的技術效率和影響技術效率的因素；中國社會收入分配的差距和所有制對收入分配差距變動的影響；中國經濟運行效率與收入分配平等性的替代關系；所有制結構變動的福利效應。本書具有創(chuàng)新意義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幾點：1．1981～1998年間，中國所有制結構變動以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的公有經濟內部調整為主要內容，公有經濟與非公有經濟的結構調整速度緩慢。所有制結構變動呈較大的差異性：基礎領域的國有壟斷與制造業(yè)。批發(fā)零售貿易業(yè)的多元經濟成份；中西部相對于東部。北部相對于南部所有制改革滯后。2．將一般生產函數（AverageProductionFunction）和隨機邊界生產函數的Cobb－Dougals函數形式以及受限轉移對數函數形式用于中國經濟運行技術效率的估計，通過OLS（Or－dinaryLeastSquare）和ML（MaximumLikelihood）兩種擬合技術對上述生產函數的參數進行估計，再通過對誤差項的“兩項”分解（正態(tài)分布項和半正態(tài)分布項）估計技術效率，并進一步分析了中國經濟增長的來源。1952～1959年中國經濟的平均技術效率為0.766，1960～1969年為0.765，1970～1979年為0.75，1980～1989年和1990～1999年分別為0.793和0.822。計劃經濟時期（1952～1977年）為0.762，改革時期（1978～1999年）為0．801。1981～199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64％的貢獻來自物質投人要素的增長，36％的貢獻來自綜合要素生產率的增長。1991～1999年，資本。勞動投入量增加貢獻了69.8％的經濟增長，剩余的30.2％來自于綜合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計劃體制時期（1952～1978年）86％的中國經濟增長是因為投人要素的增加，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為14％，而1979～1999年，投人要素和綜合生產率的貢獻分別為63.5％和36.5％。由此說明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途徑是“外延式”的，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速度依然緩慢。綜合要素生產率上升緩慢的引致原因是經濟運行效率和技術進步率的低下：1952－1978年。1979－1999年的年均技術效率增長為-0.2％、0.6％，技術進步率為1.14％和2.9％。3．所有制結構變動是影響中國經濟技術效率的重要因素。國有經濟比重上升引起技術效率的下降，而集體經濟。非公有經濟比重均對技術效率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中國社會整體收入分配差距在1981～1998年間呈先上升再下降的變動。農村居民收人差距明顯地大于城鎮(zhèn)內部。引起農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是非農就業(yè)，而城鎮(zhèn)內部收人差距擴大是由于國有經濟。集體經濟。非公有經濟比例變動產生的收人分配結構效應和差距效應。回歸分析表明，所有制結構對中國整體收入分配具有重要影響。國有經濟比重上升，收入分配差距減小，集體經濟。非公有經濟對收人分配平等性均有顯著的負向效應。4．本研究構建了效率一平等的結構模型，并運用Seem－inglyUnrlatedRegression技術進行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對于中國經濟而言，存在著關于所有制結構的效率與平等替代關系，即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將會引起經濟運行效率和收入分配平等性的反向變動：國有經濟比重上升，經濟運行效率下降，收人分配平等程度提高，集體經濟或非公有經濟比重上升，經濟運行效率提高，收入分配平等性下降。不同所有制構成具有不同的平等一效率替代率，非公有經濟替代率（3.104）高于國有經濟（2.328），集體經濟的平等一效率替代率最?。?.131）。5．運用阿瑪蒂亞·森福利公式對中國社會福利水平進行了估算，結果表明，經濟改革過程使社會福利水平不斷提高。但90年代后期，社會福利的提升速度卻在下降。研究表明：中國現階段的所有制結構不能充分地實現“效率優(yōu)先、兼顧平等”的原則，實現效率優(yōu)先。兼顧平等的原則必須降低國有經濟比重，提高非公有經濟的份額；中國所有制結構改革的路徑選擇應為公有經濟比重減小，非公有經濟比重上升，其中減低國有經濟比重，增加非公有經濟比重的選擇將優(yōu)于集體經濟與非公有經濟間比重的調整，所有制結構的這一改革將帶來中國社會福利水平的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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