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將妻子當帽子

　　奧利弗·薩克斯被譽為“二十世紀偉大的診所作家”，開創(chuàng)了人物傳奇與醫(yī)學科普相結合的獨特體裁。他的所有作品都風靡歐美，本書是其中最杰出的一部。這些診所故事稀奇古怪，令人震驚：所述的神經病患者全都迷失在一個個荒誕離奇的世界，有的失去了記憶、失去了大部分過去；有的辨不清人及普通物體；有的嚴重抽搐，不斷做出鬼臉怪相；有的淫言穢語，卻不能自已；有的四肢已成異己，仿佛靈魂脫殼；有的弱智卻能顯出超人的藝術才能和數學天賦……在薩克斯富于同情的生花妙筆下，這些故事飽含著濃郁的人情味。[前言]序言帕斯卡說：“著書最后要解決的問題是撰寫要放在最前面的內容。”因此，當我把這些奇特的故事寫完了，集好了，整理妥當了，并給它選了個題目，引用了兩句卷首語，現在我要做的就是要檢查一下自己已經做了些什么——為什么要這么做。卷首語的雙重性，以及兩者之間的鮮明對照——其實，這就是艾維·麥肯齊在醫(yī)生和博物學家之間所作過的對照——就是我內心某種雙重性的真實寫照：我覺得自己既是個博物學家，又是個醫(yī)生；我既對疾病感興趣，又對人感興趣；而且，我可能既是理論家又是劇作家（雖然兩者都不太合格）；我既喜歡科學的精確性，又愛好傳奇故事的浪漫性，并且在人類環(huán)境中，尤其是在典型的人類疾病的環(huán)境中，發(fā)現這二者兼而有之——動物會染上疾病，但惟有人會徹底地陷入疾病之中。我的工作，我的生活，都與病人息息相關——但正是病人及其疾病才驅使著我去進行思考，沒有病人，沒有疾病，或許也就沒有我的思想。二者的關系如此緊密，我不禁要像尼采一樣發(fā)問：“至于疾病嘛，難道我們不總是想問：沒有它，我們還能活下去嗎？”——因此，又情不自禁地想去理解疾病所提出的種種基本問題。病人不斷地促使我提出問題，而問題又不斷地促使我去接近病人——因此，在本書的故事或研究中，我總是不停地從一個故事跳到另一個故事，從一個研究竄到另一個研究。研究？對，是研究。為什么是故事或病例呢？希波克拉底提出了病歷的概念，認為疾病有一個發(fā)展的過程，即從起始的預兆到高潮或危象，再到愉快的或致命的解除。因而，希波克拉底提出了病歷的概念，即對疾病自然歷史的描寫或描述——可以用“病理學”這個舊詞來準確地予以表達。這些病歷是自然歷史的一種形式——但它們不能告訴我們任何有關個體及其歷史的信息，不能給我們傳遞任何有關人以及人在面對疾病掙扎著想活下來時的那種經歷的信息。在那種刻板的病歷中沒有“主體”，現代的病歷在提到主體時常使用一個不太精確的詞語（“二十一歲的雌性三染色體白化病患者”，該詞語既可指人，也可指老鼠。為了恢復“人主體”——那個受苦受難、勇敢拼搏的人主體——的中心位置，我們必須進一步深化病歷，將其寫成敘述或故事；只有這樣，我們才會既有一個表示動物的“什么”，又有一個表示人的“誰”，才會擁有一個與疾病——與身體——相關的真正的人，病人。病人的基本存在，在高級神經學和心理學中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這里與病人的人格休戚相關，而且，對疾病的研究與對身份的研究是不可分割的。這些疾病以及對疾病的描述和研究的確需要一門新的學科，這種學科我們稱之為“身份神經學”，因為它所要討論的是自我的神經基礎，這是關于思維和大腦的一個古老的問題。在精神和身體之間，肯定存在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即范疇的鴻溝；但是，研究和故事同時并存，二者不可分割，與精神和身體都休戚相關——特別令我著迷的正是這些，而我要在此（作為整體）進行描述的也正是這些。因此，研究和故事可以將精神與身體之間的距離拉近，把我們帶往機理與生命的交叉地帶，從而使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生理過程與傳記之間的相互關系。人情味頗濃的診所故事，它的傳統在十九世紀一度達到了頂峰，然后由于客觀的神經病科學的出現而走向衰落。盧里亞曾寫道：“描寫能力對于十九世紀的杰出神經學家和精神病學家來說是如此的普遍，而現在卻幾乎已銷聲匿跡了……這種能力一定要得到復興?！彼救俗罱霭娴闹?，如《記憶高手的思維》和《擁有破碎世界的人》等，都是試圖為復興這種傳統所做的一些嘗試。因此，本書中所寫的這些病歷援用了古老的傳統：既援用了盧里亞提到的十九世紀的傳統，又援用了第一位醫(yī)學史家希波克拉底留下來的傳統，還援用了史前病人總是給醫(yī)生訴說他們的經歷的傳統。古典的寓言故事常常都有各種原型人物——英雄、勇士、受害者和殉難者。神經病患者則將這些人物的特征集于一身——而且，在這里講述的奇特故事中，他們的特征還遠不止這些。如果我們套用這些虛構的或比喻的術語，那么如何給本書中的“迷失的馬里納”或其他一些奇怪的人物歸類呢？可以說，他們是旅行家，來到了一些難以想像的土地上——要不是因為他們，我們對這些土地根本就不會了解，或者根本就沒有概念。他們的生命和旅程，為什么在我看來好像具有寓言的特征呢？為什么我要把奧斯勒《天方夜譚》中的比喻用做我的卷首語呢？在談論病例時，我為什么還要情不自禁地提及故事和寓言呢？原因就在于此。在這樣的領域中，科學的精確性和傳奇故事的浪漫性強烈地要求走到一起來——這里，盧里亞喜歡提到“浪漫的科學”。它們走到一起來，在事實與寓言的交叉點上會合，（就像在我的著作《覺醒》中一樣）這個交叉點就成了這里要描述的患者的生命的基本特征。但是，什么事實！什么寓言！我們拿它們比做什么呢？也許我們沒有任何現存的模式、比喻或神話。新象征、新神話的時代可能已經來臨了嗎？本書中有八章已經發(fā)表：其中，“迷失的馬里納”、“手”、“孿生兄弟”和“孤獨癥畫家”發(fā)表在《紐約書評》（1984，1985），“威蒂·泰西·雷”、“錯將妻子當帽子”和“回憶再現”發(fā)表在《倫敦書評》（1981，1983，1984）——其中，“回憶再現”的簡寫本稱為“音樂耳朵”?！按髦疁蕛x”發(fā)表在《科學》雜志（1985）。在“不能自拔的懷舊”中可以看到對我的一名患者的最早描述——他就是《覺醒》中羅斯·R，的“原型”，也是哈羅德·平特受《覺醒》的啟發(fā)而寫成的《一種阿拉斯加》中德博拉的“原型”（該文原來以“左旋多巴引發(fā)的不能自拔的懷舊”為題發(fā)表在1970年春季刊的《柳葉刀》上）。在我的四篇“幻象”中，頭兩篇曾以“診所怪人”為題發(fā)表在《英國醫(yī)學雜志》（1984）。兩個短篇摘自以前出過的作品：其中，“他從床上掉了下來”摘自《單腿直立》，“希爾德加德的幻覺”摘自《偏頭痛》。其余十二篇均寫于1984年秋冬間，還是全新的，尚未發(fā)表過。在此，我要特別感謝我的編輯：首先感謝《紐約書評》的羅伯特·西爾弗斯和《倫敦書評》的瑪麗—凱·威爾默斯；然后，還要感謝紐約SummitBooks的凱特·埃德加、吉姆·西爾伯曼，和倫敦Duckworth的科林·海克拉夫特，他們?yōu)楸緯淖罱K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在我的神經學家同行中，我要特別感謝已故的詹姆斯·珀頓·馬丁醫(yī)生，我曾把“克里斯蒂娜”和“麥格雷戈先生”的錄像帶放給他看，并與他一起對這些病人進行過充分的討論——“靈魂脫殼的女人”和“戴著水準儀”就曾承蒙他的賜教。感謝我過去在倫敦時的“上司”邁克爾·克雷默醫(yī)生，他在看了《單腿直立》（1984）后也曾描述過一個他自己的非常類似的病例——這些內容如今都囊括在“他從床上掉了下來”一文中了；感謝唐納德·麥克雷，他那個獨特的視覺失認癥的病例與我描述的病例簡直有著喜劇般的相似，我在寫完我那篇文章的兩年之后才偶然地發(fā)現了它——該文被摘錄到了“錯將妻子當帽子”的“后記”中；而且，我要特別感謝我親密的朋友和同事——紐約的伊莎貝爾·雷平，我和她一起討論過很多的病例；她介紹我認識了克里斯蒂娜（“靈魂脫殼的女人”），而且當何塞，那個“孤獨癥畫家”，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她就認識了他多年。我希望能感謝我在故事中所談到的各位患者（以及某些病例中患者的親屬）的無私幫助和慷慨奉獻——他們雖然知道（就像他們通常所知道的那樣）自己并不能從中直接獲得什么好處，但還是允許我，甚至還鼓勵我描寫他們的生活，希望別人能夠了解它，理解它，將來有一天能夠治愈它。跟《覺醒》一書那樣，為了照顧個人隱私和專業(yè)隱私，患者的真實姓名和環(huán)境的某些具體細節(jié)均已做了改動，但是，我真正的目的向來就是保留他們對生活的基本“感情”。最后，我想要感謝的——不僅僅是感謝——是我自己的導師兼醫(yī)生，在此，謹以此書敬獻給他。奧利弗·薩克斯1985年2月10日于紐約

暫缺《錯將妻子當帽子》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