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當代語義學

　　俄羅斯當代語義學是一個公認的成就斐然的語言學領域。人類的自然語言，就其基本功能而言，乃是特定信息的編碼和解碼的工具。編碼與解碼都離不開語義學的深入研究。從20世紀60年代起，語義學愈來愈受到人們的關注，在語言學各門學科之間逐漸占據(jù)了理所當然的中心地位。所謂俄羅斯當代語義學，指的就是這個時期以來的俄羅斯（前蘇聯(lián)）的語義學。20世紀60年代，在俄羅斯語言學界發(fā)生了一個有著深遠影響的事件：以莫斯科國立多列士外國語師范學院機器翻譯實驗室為中心，形成了一個語言學研究集體，這個集體以構建多層級的《意思文本》轉換模式為目標，對語言進行總合一體的形式化描寫。后來，這個集體被稱之為莫斯科語義學派。《意思文本》模式模擬人的語言能力的兩個重要方面：從“意思”到“文本”的編碼能力和從“文本”到“意思”的解碼能力。編碼要解決的是，借助一系列規(guī)則，從數(shù)量眾多的同義手段中篩選恰當手段以準確表達語義的問題；解碼面對的則是，借助另外一系列規(guī)則，排除文本的多義性，篩選合適語義的問題。編碼與解碼任務都要求有一套特殊的、精確的意義語言，即所謂的語義元語言。編碼過程就是把語義元語言翻譯成自然語言的過程；而解碼過程則是將自然語言翻譯成語義元語言的過程。莫斯科語義學派很快地贏得了世界范圍的聲譽，《意思文本》模式被應用于許多語言的描寫之中。在某種程度上似乎可以說，真正意義的當代語義學，正是伴隨著莫斯科語義學派的誕生而在俄羅斯語言學領域逐漸地輪廓分明起來。語素是語言中最小的表義單位，從語素到篇章，語言的各個層次單位都有與形式對應的意義方面。本書的研究范圍只限于詞匯和句子兩個基本層次的語義問題。其中的句子（語句）語義區(qū)分為客觀性質的命題意義和主觀性質的語用意義兩編。限于篇幅和人力，構詞語義和篇章語義暫未納入視野。語法意義不是我們的興趣所在，但根據(jù)莫斯科語義學派總合一體描寫的原則，在若干章節(jié)中有所涉及。弗雷格（G.Frege）在《意思與所指》一文中指出，符號就其本身而言，不僅可以從它與所指客體的關系角度來理解，而且可以從它與概念意義關系的角度來理解。符號的概念意義反映符號指向客體事物的方式。莫斯科語義學派的意義觀著眼于符號指向客觀事物、事件的方式。語言單位的意義屬于人的精神世界，而不屬于被語言描寫的物質世界，它們是操母語者當作同義手段來使用的各種不同語句的共同內容，即眾多同義轉換語句的常體內容。如果這個常體內容使用元語言表達的話，那么，語言單位的意義就是這個單位被翻譯成的另外一個相對擴展的，因而更加顯性的元語言符號表達式。莫斯科語義學派的這種語義觀與各種各樣的邏輯語義學、形式語義學明顯不同，后者的關注焦點不是弗雷格所謂的符號指向客體的方式，而是符號與所指客體之間的對應關系。本書的“詞匯語義研究”編遵循的是莫斯科語義學派的意義觀。詞匯語義學是一門形成時間不久的新興學科，較之傳統(tǒng)的詞匯學有一系列重要的區(qū)別。首先，其研究對象是作為義項從內容與形式統(tǒng)一的詞中分離出來的詞匯語義單位，而不是內容與形式統(tǒng)一的、常常包含若干義項的詞本身。因而，詞與詞素、短語的外部界線問題，在語音、形態(tài)方面的內部同一性問題，詞與詞之間的同音關系、形似關系以及固有詞／外來詞、全民詞／方言詞、積極詞／消極詞、語體通用詞／語體專用詞的詞層劃分等詞匯學的傳統(tǒng)問題，都不是詞匯語義學的研究對象。其次，詞匯語義學與詞匯學雖然都關注詞匯的內容層面，但關注的方式和角度不同。詞匯學嚴格區(qū)分詞匯意義和語法意義，對詞匯意義層面進行孤立、靜止的描寫。而詞匯語義學，一方面，在宏觀上把詞匯意義描寫作為語言總合一體描寫系統(tǒng)中的有機構件，使內部的詞匯語義特征與外部的語法規(guī)則系統(tǒng)有機地相互協(xié)調，溶為一體。這種描寫方法不僅正確地反映了語言的客觀事實，語法規(guī)則與詞匯意義本來就是相互制約的；而且是文本的分析與綜合的實際需要，總合一體描寫是揭示詞匯語義單位之間與詞匯意義相關的各種因果聯(lián)系的手段，這些因果聯(lián)系就是文本編碼、解碼過程必需的規(guī)則系統(tǒng)。另一方面，詞匯語義學較之詞匯學，更加深入到詞匯語義的微觀世界中。詞匯語義單位的結構，不僅包括概念意義、指物意義、聚合意義、組合意義、表情意義、聯(lián)想意義、語法意義等側面，而且可以進一步分割為若干義素。義素之間在交際地位上的關系常常不是簡單的合取關系，而是陳說／預設、前景／背景等主次關系。詞匯語義單位之間的差別可能只體現(xiàn)在義素扮演的交際角色不同上，而不是義素的內容和數(shù)量不同上。語義被置于言語的動態(tài)組合系列中時，其義素的交際結構較之在語言的靜態(tài)聚合系統(tǒng)中，可能發(fā)生變異。特定的某一詞匯語義因素常常被選擇、凸顯出來扮演主要的交際角色，其他方面則在交際功能上退居次要的地位。詞匯語義單位的微觀世界在聚合系統(tǒng)、組合層面上的義素結構與交際結構分析由于缺少行之有效的研究手段而長期沒有得到進展，語義元語言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成為詞匯語義學的一種嚴謹、精確的科學手段。各種流派的當代語義學的一個共同特點是，都有自己專門的元語言體系作為精確描寫語言意義，揭示詞匯語義單位微觀世界的研究工具。交際功能既然是自然語言的基本功能，作為最小交際單位的句子當然應該占據(jù)語言研究的中心地位。各種不同的句法學理論一致認為，句子的意義可以分割為客觀與主觀兩個性質不同的方面。句子的客觀意義在語義學中稱之為命題。命題內容的所謂客觀性，一方面指它反映的是外部世界的客觀現(xiàn)實片斷，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指它剝離于命題態(tài)度、意向情態(tài)、評價等主觀意義之外的客觀化了的性質。首先，命題不等于判斷，沒有真值意義，只在與肯定或否定的交際意圖結合起來時，才獲得相應的真或假的情態(tài)意義。按照弗雷格的觀點，判斷句作為符號單位，與詞、短語相同，其內容也有意義與所指的區(qū)分。意義就是判斷句的命題，所指則是命題獲得的真、假值。邏輯語義學、形式語義學的關注對象，恰恰是邏輯演算式、自然語言句與對應外部世界片斷的真值關系、真值條件。其次，命題不僅存在于表達肯定或否定情態(tài)意義的判斷句中，而且存在于表達祈使、疑問、承諾、感謝等意向情態(tài)的各種非判斷句中。命題是各種言語行為變體語句的常項，各種言語行為意圖則是包裝命題的主觀語義變元。命題反映客觀現(xiàn)實片斷只是相對而言。外部世界片斷反映到句子中來要經(jīng)過語言使用者主觀意識的折射，在命題的構成過程中，說話人的因素就已經(jīng)介入?！八u給了我一套郵票”和“我買了他一套郵票”反映的是同一客觀現(xiàn)實片斷，但是因為說話人關注的著眼點不同而選擇了配價結構不同的謂詞。很難認為這兩個謂詞不同的句子包含著同一命題。句子的主觀意義在傳統(tǒng)語法中稱作情態(tài)性，情態(tài)性進一步又有主觀與客觀的區(qū)分。主觀情態(tài)性表達說話人對句子內容的態(tài)度，客觀情態(tài)性指由說話人確定的句子內容與外部事況的對應關系。這種對應關系有現(xiàn)實的和非現(xiàn)實的兩種。非現(xiàn)實關系沒有確定的時間定位，現(xiàn)實關系包括現(xiàn)在、過去和將來的時間意義因素。除了現(xiàn)實與非現(xiàn)實的對應關系外，句子內容與外部事況間還有可能、必然、應該一類關系。這類關系出現(xiàn)在被描寫事況的發(fā)展前景客觀地存在著不只一種選擇的情況下，亦即句子內容或者至少在一個可能世界中現(xiàn)實（可能），在全部可能世界中都非現(xiàn)實（不可能），或者在全部可能世界中都現(xiàn)實（必然）等。句子內容與事況的這類關系也應納入客觀情態(tài)中。有人認為，客觀情態(tài)性不屬于句子的主觀意義，而是客觀命題內容的組成部分。這種觀點正確與否，我們暫且不去理會，但有一點應該強調，那就是包含可能、應該等意義的語詞手段，如俄語的мочь，возможен（可能），должен（應該）等，既可以用來表達客觀情態(tài)意義，又可以用來表達主觀情態(tài)意義。以мочь為例，這個助動詞既可用于表示事況自身的發(fā)展存在著不確定性，選擇哪種發(fā)展前景取決于各種因素（Онмогзавестисемью，ноупустилслучай〔他曾經(jīng)有可能建立家庭，但是錯過了機會〕），又可用于表示說話人因自身缺少足夠信息，難以確定事況現(xiàn)實與否（Онмогсейчасспатькрепкимсном〔他現(xiàn)在可能睡得正香呢〕）。即使同意將客觀情態(tài)性納入命題內容之中，也應注意區(qū)分具有可能、應該等意義的語詞表示客觀情態(tài)意義與主觀情態(tài)意義的不同情形，將后者從命題語義中剝離出來。句子的命題由述體核心和受其意義制約的數(shù)量不等的名項組成。命題結構中的名項區(qū)分為題元（論元）和狀態(tài)元（情景語）兩類。題元和配價是兩個經(jīng)常被混淆的概念。按照莫斯科語義學派的觀點，語義配價主要是一個針對謂詞語義單位而言的概念。謂詞語義單位以情景為描寫對象，其語義反映必需情景參與者的屬性、相互關系以及與之相關的事件。必需情景參與者在相應謂詞語義結構中對應的抽象語義參數(shù)叫做該謂詞的語義配價。特定數(shù)量與類型的一組語義配價是相應謂詞語義單位詞匯意義的有機組成部分。謂詞語義單位的深層語義配價在表層結構中一般通過句法題元體現(xiàn)出來。二者雖然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但卻是兩個邏輯性質不同的概念。語義配價仿佛是釣竿上的同一個魚鉤，句法題元則是每次釣上來的不同的魚。一方面，特定類型的語義配價通常都體現(xiàn)為特定類型的句法題元；另一方面，語義配價與句法題元之間沒有必然的一一對應的關系。此外，還有語義題元和句法配價兩個概念。語義題元與句法題元的區(qū)別在于句子描寫的層面。在句子的語義結構層面上，用來填充謂詞語義配價的語義片斷稱之為語義題元；在句子的形式結構層面上用來填充謂詞語義配價的句法片斷則稱之為句法題元。同樣，句法配價指謂詞在句子的形式結構層面上能夠聯(lián)結的必需句法片斷，而語義配價指的則是謂詞在其詞匯語義結構內部能夠聯(lián)結的表示必需情景參與者的抽象語義參數(shù)。所謂幾價謂詞，是一個歧義概念。從語義配價著眼，幾價謂詞指的是在謂詞的語義結構或釋文中有幾個必需的變項，它們缺一不可，剔除任何一項都會導致詞匯意義的變更或破壞。至于這些配價是否必須在語篇中通過句法題元形式體現(xiàn)出來，怎樣體現(xiàn)出來，則可能有各種各樣的特殊情況。而從句法配價著眼，幾價謂詞指的當然就是使用該謂詞構成的句子表層結構可能包含幾個相關的句法題元了。在莫斯科語義學派《意思文本》轉換模式中，句法題元和語義配價的概念對于描寫句法結構深層與表層的相互轉換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作為轉換系統(tǒng)重要組成部分的《詳解組合詞典》，對每個謂詞語義單位都要以表格形式給出語義配價的類別及其與句法題元形式的對應關系。這種表格稱做詞匯語義單位的支配模式，例如，агрессия（агрессияХапротивУа=Х國的軍隊通過發(fā)動軍事行動非法闖入У的領土）的支配模式是：1=Х―主體（闖入者）2=У―客體（闖入對象）1）第2格名詞2）остороны+第二格名詞3）關系形容詞против+第2格名詞包含命題意義成分的有單句、從句以及由句子派生而來的完全名物化和非完全名物化結構等。關于這些語言單位的命題成分是否具有指稱屬性，俄羅斯語言學界存在意見分歧。持否定意見的人依據(jù)弗雷格的觀點認為，就獨立的句子以及由意見謂詞導引的從句而言，只可以說對于真與假的指稱，而真與假屬于心智領域，談論句子的指稱會將句子的真值這一核心范疇掩蓋起來。本書傾向于肯定的意見，認為命題具有指稱性質。命題的指稱可以區(qū)分為事實預設命題的指稱、事件中立命題的指稱和事件肯定命題的指稱。這些命題類型的指稱屬性主要通過構成命題單位的謂詞的語義范疇、時體范疇，命題的客觀情態(tài)范疇，說話人與受話人對于命題內容知悉關系等因素表示。命題的指稱屬性與名詞性短語的指稱屬性有著整齊的對應關系，例如事實預設命題的指稱屬性與包含存在預設的名詞性短語的定指屬性對應，事件中立命題與出現(xiàn)在包含可能、希望、應該、必須等情態(tài)語境中的名詞性短語的非事實所指屬性對應，個別事件肯定命題的指稱屬性與有定名詞性短語的指稱屬性對應等。就指稱對象的本體屬性而言，從屬命題可以區(qū)分為事實命題和事件命題兩種。從屬事實命題的語義焦點是聯(lián)接判斷主詞與謂詞，表達真值意義的邏輯系詞，其指稱對象因而只限于心智世界的真與假；而從屬事件命題的語義焦點是謂詞本身，謂詞表示的概念意義特征屬于主詞表示的具體事物，因而其指稱對象是外部世界的事件、過程。例如，意見命題態(tài)度謂詞支配以邏輯系詞為焦點的事實命題（我認為你是正確的），因而從屬事實命題不能改寫為完全名物化的形式（*我認為你的正確），而感知謂詞支配以謂詞本身為焦點的事件命題（我看見了校隊在比賽），因而從屬命題可以改寫為完全名物化的形式（我看見了校隊的比賽）。一方面，具體的指稱關系是在言語行為的過程中實現(xiàn)的，另一方面，指稱的全部機制仍屬于語言的聚合系統(tǒng)。命題的指稱問題既可以在語句的層面上研究，又可以在句子的層面上研究。指稱理論在句子層面研究命題及其構成部分用于各種指稱類型的潛在功能，而在語句層面上研究的則是這些潛在機制實現(xiàn)的具體條件。語句的實際切分結構，是根據(jù)不同交際情景的需要，將同一命題內容的相關部分，按照重要的程度，通過變換視角排列起來的不同結構。這種結構由對立的述位與主位組成，是句子語義的一個特殊方面，既不涉及命題內容本身，又不涉及說話人的言語意向。所謂實際切分不改變命題內容，事實上也是相對的，這取決于命題在什么層次上定義。如果著眼于語句層面，將成素相同、指稱不同的命題看作不同內容命題的話，那么這種說法就失之偏頗了。實際切分改變名項指稱意義的情況是常常遇到的：Водворе／собака（院子里有一條狗）與Собака／водворе（狗在院子里）中的名詞性短語собака，由于實際切分的角色不同，指稱意義相互區(qū)別。在存在句中，充當述體的собака是無定的；而在空間描述句中，собака充當主位，所指的是交談雙方共同視野中的有定事物。語句的實際切分可區(qū)分為改變與保留名項指稱意義的兩種類型，后者如：Мишапоехал／вМоскву．（米沙去莫斯科了。）／ВМосквупоехалМиша．（去莫斯科的是米沙。）有人將因交際結構變化而形成的諸語句叫作同一句子的交際聚合體，但嚴格意義上的句子的交際聚合體，應該排除因實際切分而改變名項指稱意義的變體類型。俄語是形態(tài)豐富的語言，與漢語不同，語法關系的主要表達手段不是詞序，而是詞的形態(tài)。擺脫語法功能束縛的俄語詞序，因而較之漢語擁有廣闊得多的表達交際結構的自由空間。在很多情況下，調整語句的交際結構時，無須變更句子的語法結構，只調換相關詞序就已達到目的。就這個意義而言，詞序是俄語語句實際切分的主要表達手段。句子的幾乎所有成分都可以移到句尾充當述位，這在漢語里往往是無法辦到的事情。對于詞序的自由空間相對廣闊的斯拉夫語而言，“客觀詞序”、“自然焦點”的概念無疑是恰當?shù)?，因為幾乎任何承擔述位功能的成分都至少可以有兩種選擇：或者移至句尾，用中立的句尾重音表示；或者放在其他位置，用邏輯重音表示。而對于漢語則沒有客觀詞序與主觀詞序的區(qū)分。客觀詞序、自然焦點是相對于主觀詞序、非自然焦點而言的，漢語句中用重音表達的非句尾焦點（他天天罵我）不是主觀詞序，因為它沒有客觀詞序與之對立，因而也就無所謂“非自然焦點”。將自然焦點理論從斯拉夫語搬到漢語中來未必恰當，這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漢語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表達實際切分的手段主要不是詞序，而是重音。作為符號體系來研究的自然語言劃分為語義、語法和語用三個部分，C.Morris的這一著名觀點有著十分嚴重的缺陷。語義事實上不是游離于語法、語用之外，而是貫穿于詞匯、語法、語用的始終。首先，人們早就發(fā)現(xiàn)，詞匯和語法沒有截然的界限。同樣的意義，一種語言用詞匯手段表達，另一種語言可能使用語法手段表達。其次，自然語言的特點在于，它不將語言外的世界與語言使用者的心理世界、社會環(huán)境區(qū)分開來。無法與語言使用人分割開來的不是語言中的個別單位，而是數(shù)量龐大的詞匯、語法單位，甚至是整個語言體系。反映客觀世界的真值語義僅僅是全部話語內容的十分有限的部分，而且就連這種語句也包含著說話人的肯定、報道等意向情態(tài)，因而不能將自然語言單位的意義簡單歸納為符號與外部世界之間的關系。嚴格地說，自然語言不能用來客觀地描寫世界的本來面目。關于符號學的語義、語法、語用區(qū)分只適用于邏輯學、人工符號系統(tǒng)，對自然語言體系無效。合理的表述應該是，自然語言的意義區(qū)分為詞匯、語法、語用三種類型。詞匯意義與語法意義的區(qū)別體現(xiàn)在表達手段而不是語義性質上，而它們與語用意義的區(qū)別體現(xiàn)在意義的性質而不是表達手段上。語句的主觀意義就是語用性質的意義，對于語句而言，基本的語用意義是它們的意向情態(tài)，即由J.Austin奠基的言語行為理論中所謂的語勢（иллокутивнаясила）。言語行為理論是用來研究語句語用意義的理想工具。J.Searle將言語行為劃分為命題行為、意向行為和取效行為三個層次，其中的命題行為就是組建語句客觀意義結構的行為，由指稱行為和述謂行為兩個部分組成。構成命題內容的行為過程包括按照需要的視角調整命題交際結構的過程在內。同一命題行為構建的語句可以用在若干不同的意向行為中。言語行為意向可以通過言語意向動詞顯示，也可以借助語境等其他手段表達。能夠用在施為句中做謂語的只是言語意向動詞中的一部分，這部分言語意向動詞叫作施為動詞。命題態(tài)度謂詞是表示命題態(tài)度主體對從屬命題廣義主觀意向的謂詞。對具體類型的命題態(tài)度，甚至特定命題態(tài)度的深入研究是俄羅斯當代語言學的一個特點。命題態(tài)度的分類、命題態(tài)度與從屬命題的相互作用、主體的命題態(tài)度與說話人命題態(tài)度的相互關系、依附命題態(tài)度謂詞的否定語氣詞的轄域、命題態(tài)度與間接疑問句、各種命題態(tài)度謂詞句的交際結構、從屬命題的名物化、命題態(tài)度謂詞的插入語化、從屬命題中名詞性短語的指稱限制等一系列問題的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取效行為使語句作用于受話人的思想、情感和行為，以喚起相應的反應。同一取效結果可以通過使用各種各樣意義不同的語句來達到，反之，使用同一意義的語句可能導致完全不同的取效結果，這里的制約因素涉及到受話人的知識結構、價值觀念、性格特征等等。因此一般認為，取效行為與語句的內容層面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俄羅斯語言學工作者在研究取效行為方面的一個顯著成果是，他們發(fā)現(xiàn)，有些俄語言語意向動詞的對應完成體屬于取效行為動詞。這類對偶體動詞與兩體都表示意向行為的對偶體動詞明顯不同，試比較просить（請求）／попросить（請求）與умолять（懇求）／умолить（懇求到），第一個動詞的未完成體／完成體的語法關系是“活動／開始活動，活動一定時間，然后停止活動”，因而只分別表示“說話以示請求”和“說出話來以示請求”；第二個動詞的未完成體／完成體的語法關系則是突變結果動詞（конатив）的體的意義關系，不僅表示“說話以示懇求／說出話來以示懇求”，其完成體的意義還包括“受話人滿足了說話人愿望”的取效結果成分。俄羅斯當代語義學是一個內容浩瀚的海洋。本書作者能力所及，只是其中的有限領域。呈獻在讀者面前的是一部研究性質的著作，所論未能全面，但求深入。多數(shù)章節(jié)都貫穿著作者本人的研究心得，以綜述為內容的只是個別的章節(jié)。書中的語料以俄語為主，例詞、例句都附有漢語譯文，有些章節(jié)嘗試用俄羅斯當代語義學的理論和方法分析相關的漢語語言問題，目的在于方便我國語言學界了解俄羅斯當代語義學的成就。本書各部分的作者分別是：張家驊―第一編第一章至第五章、第二編第十章；彭玉海―第二編第六章至第九章；孫淑芳―第三編第十二章、第十三章；李紅儒―第三編第十一章。筆者指導的博士研究生楊家勝、靳銘吉結合博士學位論文工作，分別撰寫了第三編第十四章（楊家勝）和第二編第九章第一節(jié)、第十章第四節(jié)（靳銘吉）。全書由張家驊最后修改、定稿，對部分章節(jié)進行了增刪。本書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第二批重大項目成果（項目批準號為：2000ZDXM740011），得到教育部社政司、黑龍江省教育廳、黑龍江大學的資助。本書計670頁，將由《商務印書館》于2003年底前正式出版。《俄羅斯當代語義學》目錄第一編詞匯語義研究第一章指物意義與概念意義第一節(jié)指物意義與概念意義的定義第二節(jié)聚合與組合層面的指物意義與概念意義第二章組合意義第一節(jié)語義配價第二節(jié)語義配價與句法題元第三節(jié)語義配價與詞匯搭配第四節(jié)詞匯函數(shù)的概念第五節(jié)詞匯函數(shù)與深層句法結構第六節(jié)詞匯函數(shù)與同義轉換系統(tǒng)第七節(jié)詞匯函數(shù)理論的語言學價值第三章詞匯語義因素分析第一節(jié)詞匯語義因素的交際功能轉換第二節(jié)預設與詞匯語義因素分析第三節(jié)詞匯語義偏移第四節(jié)詞匯信息庫第四章莫斯科語義學派第一節(jié)莫斯科語義學派概述第二節(jié)Апресян／Wierzbicka的語義元語言第五章俄漢詞匯語義對比研究第一節(jié)俄漢語動詞的語義類別對比第二節(jié)俄漢熟語范疇的對比研究第二編句子的命題語義研究第六章命題意義中的題元第一節(jié)題元的概念第二節(jié)主體題元第三節(jié)客體題元第七章命題意義中的述體第一節(jié)語義述體的分類原則第二節(jié)關系述體的語義描寫第三節(jié)感情述體的語義描寫第四節(jié)物理行為述體的語義描寫第八章命題結構的擴展與模式化第一節(jié)命題結構的擴展第二節(jié)命題結構的模式化第九章命題的指稱意義第一節(jié)名詞性短語的指稱第二節(jié)命題語義的指稱研究第十章句子的交際結構意義第一節(jié)句子的實際切分第二節(jié)實際切分與動詞用體第三節(jié)實際切分與事實情態(tài)第四節(jié)俄語的主位與漢語的話題第三編語句的語用意義研究第十一章命題態(tài)度第一節(jié)關于語句意義的二元對立范疇第二節(jié)命題態(tài)度謂詞的分類第三節(jié)感知命題態(tài)度謂詞第四節(jié)意見命題態(tài)度謂詞第五節(jié)對命題態(tài)度的思考第十二章意向情態(tài)意義第一節(jié)俄語語用學第二節(jié)施為動詞與施為句第三節(jié)有關言語意向的概念第四節(jié)有關言語行為的概念第五節(jié)交際策略第六節(jié)取效行為與取效結果第十三章言語行為類型第一節(jié)言語行為類型第二節(jié)祈使言語行為的亞類第三節(jié)間接言語行為第十四章評價意義第一節(jié)從語言學角度看評價意義第二節(jié)評價謂詞與評價語句俄漢術語對照表參考文獻

　　張家驊，黑龍江大學教授，博導，黑龍江大學俄語語言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外語學刊主編。主要著作：《現(xiàn)代俄語體學》（高教社，1996年，獲黑龍江第八次社科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現(xiàn)代俄語通論》（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語法·語義·語用——現(xiàn)代俄語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以及學術論文數(shù)十篇。彭玉海，文學博士，黑龍江大學俄語語言文學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已經(jīng)完成或正在進行省部級科研課題五項。出版專著：《俄語動詞（句）語義的整合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發(fā)表學術論文四十余篇。主要研究方向：普通語言學，語義學，語用學。孫淑芳，文學博士，教授，黑龍江大學俄語語言文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已經(jīng)完成或正在進行省部級科研課題三項，出版專著：《俄語祈使言語行為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主編教材《經(jīng)貿(mào)俄語》（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等，發(fā)表學術論文三十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俄語語義學，語用學。李紅儒，文學博士。發(fā)表學術論文十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俄語句法學、語言學、語言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