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七月派”的著名詩人，在胡風冤獄中飽受磨難之苦的冀汸在這本回憶錄中向我們講述了自己一生的遭遇，包括童年、讀書生活，開始走上創(chuàng)作道路以及后來結識胡風、綠原、鄒荻帆等師友的點滴，當然也講述了1955年后受胡風事件株連，自己以及家庭所遭受的磨難和平反后的感想。其中的一些回憶對于研究“七月派”和“胡風事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 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引起人們閱讀期待的可能會是作者對1955年后那段經歷的敘述，就像對于《借我一生》人們比較關心作者對自己在文革中的活動的記敘一樣。對于這段奪去了自己25年青春年華的冤獄經歷，作者自然是充滿悲憤的。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書中作者并沒有過多地敘寫自己個人的不幸，而是把筆墨著重落在了受自己牽連而飽受折磨的妻子兒女以及那些熟識或不熟識的無辜的人們身上。妻子生完孩子后沒幾天，還在醫(yī)院中身體極度虛弱的時候他就被“隔離反省”了，不見冀汸再到醫(yī)院探望，她只好不顧身體虛弱匆匆趕回家，可是回去后面對的卻是那個已經被查抄的七零八落的家。四歲半的大孩子也被托兒所退回，幼小的孩子還不懂事他還以為自己沾了光。挺高興地對媽媽說：“媽媽，媽媽！阿姨們說，爸爸反革命，叫我不要再去托兒所了……”作者寫這些的時候沒有咆哮也沒有呼號，但在這看似平靜的字里行間卻流露出徹骨的悲涼！幼子何罪？竟也受到株連！也是因為是“胡風分子”的孩子，作者的次子生了病卻得不到及時救治，最終被貽誤致死，這成了他心中永遠揮之不去的隱痛。對家人的愧疚始終緊緊地纏繞著他，使他有一種深深的負罪感，盡管他自己也是一個無辜的受害者。 胡風事件波及了許多與“胡風分子”有聯(lián)系的人，其中的許多人其實與胡風、冀汸們并不熟識，只是由于給胡風們主辦的刊物投過稿有過通信聯(lián)系就受到了株連。冀汸在自己的書中也對這些無辜的受難者表達了深深的歉意。他痛心而又無奈地寫道，“我慚愧，我內疚，道歉再道歉，而我的道歉可一文不值啊！”這些人的災難并不是冀汸他們造成的，冀汸們完全沒有必要對此負責。因為同樣作為一個無辜的受難者，冀汸和他的朋友們甚至承受了更巨大更加難以忍受的冤屈。但冀汸在書中卻向他們表示了誠摯的歉意。讀著這些發(fā)自肺腑的句子，我們不由得肅然起敬。 作為一個無辜的受難者，冀汸在總結自己有生之年所走過的道路時他深情地寫道：“人生苦短，匆匆數(shù)十年耳。我，一個平凡人在有限的幾十年中必然不可避免地犯了許多錯誤，甚至于對某些事件有著深深的負罪感?！春L運動’中，我沒有路翎的堅強，沒有呂熒的清醒和勇敢，更沒有阿垅在庾死之前能以最真誠最坦率的態(tài)度寫下鐵骨錚錚的遺言《可以被壓，決不被壓服》，而是相信‘按照胡風的反動文藝思想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活動就是反革命’這一特殊邏輯承認自己是‘反革命’并被認為‘確有悔改表現(xiàn)’得到‘免于起訴’的寬大處理，以一個公民和干部的身份一直活到今天的。相形之下，我顯得何等怯懦！……” 在當時的強大壓力之下，被迫交出自己與胡風的往來書信，并且按照要求“認罪”本無可厚非，甚至對于一些在文革中為求自保而不惜陷害他人的現(xiàn)象我們都可以表示理解，只要他們過后對于自己的過錯表示了悔意。但在這本書中，在冀汸這種“深深的負罪感”里我們卻看到了一個知識分子可貴的良知和高度的道德自律性。在這種道德自律性面前，那些無視自身的陰暗面，只會把懺悔作“千悔”進行無聊調笑的行為都相形見絀。 這本書的意義決不僅僅在于它的史料價值，更在于閱讀過程中帶給讀者的那種心靈震顫。它會教你如何去做一個有良知的、高度自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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