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辦公室的戰(zhàn)場，布什政府總是為其自里根政府以來最強硬的政策包裝上親和女性的巧妙辭令。受到恰當使用的女性幫助他從騙局中脫身。總統(tǒng)的這些寶貴人才并未被新聞界仔細審視，布什團隊中的女人——那些進入了內閣或者擔任高級行政職務的女性，在公眾的心目中，她們或特立獨行，或溫和穩(wěn)健，或守舊落伍，或溫柔順從，她們精心制作的形象已經被定了型，盡管她們在現實生活中的記錄至今并未進入人們的視線。這是第一部就布什團隊中的女人如何“發(fā)跡”，以及她們身居高位后的所作所為進行研究的專著?？匆豢礊槭裁辞蟹蚵」疽試野踩檰柨刀嗬蛩_·賴斯的名字命名一艘沒輪；了解內政部長蓋爾·安·諾頓和大煙草公司之間怎樣的財務關系，才被封為“萬寶路女人”；為維護自己從事對華貿易的家族親友們的利益，勞工部長趙小蘭如何威逼西海岸碼頭工作；還能讀到萊恩·切尼的女同性戀小說節(jié)選；發(fā)現卡倫·休斯如何靠全國婦女組織的幫助得到第一份工作。搖擺的女性選民們能夠決定如今的大選，布什的團隊竭盡所能贏得她們的支持。本書尖銳而有趣，揭示了玩世不恭的正義戰(zhàn)爭的實質，使讀者了解到那些被稱為“布什團隊中的女人”的陰險政客——只不過是一群長著女人面孔的反女權主義者罷人。片斷：封面女郎卡倫·休斯作為小布什總統(tǒng)競選班子中最有權勢的女人，卡倫·休斯職業(yè)生涯的開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國全國婦女組織（NOW）?？▊悺ば菟梗ㄔ▊悺づ练铺兀┑墓适?，要從她還是一名達拉斯南方衛(wèi)理大學的法律專業(yè)學生時說起。一個偶然的機會，她選擇了一門新聞課程，并從此熱愛上了新聞事業(yè)。她回憶說：“當時我總是愛辯論?！?1977年，她從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在達拉斯—沃斯堡的分支機構——第五頻道的一名實習生做起。正如《今日美國》所言，憑借其“有代表性的膽識”，她把這份實習生的工作變成了一份全職工作。休斯自己都說：“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畢業(yè)生被直接聘用擔綱主要市場新聞欄目。”2另外值得關注的一點是，休斯畢業(yè)的年份正趕上美國女性在新聞界就業(yè)最好的那段時間。女性可以憑借當年新頒布的一部聯邦法律，輕松進入先前白人男性占統(tǒng)治地位的新聞界。而在當年，沒有什么能夠像進入引人注目的廣播和平面新聞媒體行業(yè)更能讓人激動的。1972年，在全國婦女組織（NOW）的積極游說下，美國國會通過了《平等就業(yè)機會法案》。依靠這個法案，婦女先后起訴《紐約時報》、美聯社、《華盛頓郵報》、《新聞日報》、《新聞周刊》以及全國廣播公司，并全部勝訴。全國廣播公司，當時還是美國無線電公司的一個下屬機構，通過庭外和解方式，支付給2600名前女雇員及現女雇員175萬多美元，從而避免了在聯邦法院打一場性別歧視官司。公司還答應推行一個肯定性的方案，在各個層次雇用更多女性，并給予更多的培訓機會。31977年的達拉斯，卡倫·帕菲特正好來到全國廣播公司一個小的分支機構找工作。《平等就業(yè)機會法案》需要政府搜集有關數據。70年代，美國民權委員會開展的一項調查宣稱電視行業(yè)有就業(yè)歧視，在種族和性別方面有種種限制，其咎難逃。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對各大廣播公司給予了批評。訴訟以及對于訴訟的恐懼迫使媒體開放了先前只屬于男人的圈子，一代女性新聞人進入其中。即使是在10年后的今天，正如1991年蘇珊·法倫迪指出的那樣，當今新聞界最成功的女性都是當年那些沖破了障礙的人，如簡·保利（JanePauley）、萊斯利·斯塔爾（LesleyStahl）、朱迪·伍德芙（JudyWoodruff）、戴安娜·索耶（DianaSawyer）、宗毓華（ConnieChung）。41977年，美國廣播公司（ABC）以100萬美元薪金聘請巴巴拉·沃爾特斯（BarbaraWalters）擔任一檔晚間新聞節(jié)目的主播，這對于女性來說還是頭一次。1977年，全國廣播公司第五頻道錄用了帕菲特。精明、強壯、金發(fā)碧眼的她經常加班到很晚，甚至周末也是如此，帕菲特具備了成為一名優(yōu)秀的女新聞人必須的一切條件。與先前和以后的眾多女新聞人不同，帕菲特有女權運動和聯邦政府作為其堅強的后盾。在她工作的第一年，德克薩斯州接待了幾位開創(chuàng)女權運動史的重要人物。作為聯合國國際婦女年紀念活動的一部分，總共有3萬人，其中大多數是女性，參加了在休斯頓舉行的美國全國婦女大會。該大會得到了聯邦政府的資金支持。國際婦女年紀念活動是一個范圍廣泛，兩黨都支持的活動。幾位美國第一夫人，包括羅薩琳·卡特（RosalynCarter）、貝蒂·福特（BettyFord）、伯德·約翰遜夫人（LadyBirdJohnson）與女權運動活動家柯瑞塔·斯科特·金（CorettaScottKing）、格勞利亞·斯坦納姆（GloriaSteinem）和貝拉·艾伯薩格（BellaAbzug）碰面。他們討論的話題包括：政府資助的兒童福利問題、同工同酬問題、生育和性自由問題以及建議一個內閣級的專門負責婦女問題的政府部門問題。菲利絲·施拉夫利（PhyllisSchlafly）也來到了休斯頓。施拉夫利是一位右翼律師，是當時反共、反女權主義及親宗教激進主義的主要鼓吹者。當國際婦女年紀念活動的代表們涌入休斯頓體育場，以示支持《平等權利修正案》時（當時正值該法案批準通過的最后期限，還差三個州的投票才能正式成為法律），施拉夫利，作為反平等權利運動“阻止《平等權利修正案》組織”和保守派團體“鷹論壇”兩個組織的領導者，召集她的追隨者在城市另一端的太空體育館舉行“支持家庭”為主題的集會。施拉夫利宣稱：“我們反對《平等權利修正案》和國際婦女年活動‘反家庭的’目標。”聽眾席上的人們揮舞著手中的《圣經》表示對她講話的支持?！度A盛頓郵報》報道此事的記者注意到有一群手舉南部邦聯旗幟，打著一邊寫著“洛杉磯白人女性反對國際婦女年的赤色分子、聯邦分子、同性戀和猶太佬”（原文如此）另一邊寫著“艾伯薩格、弗里丹（Friedan）和斯坦納姆都是反基督的猶太人”。5休斯頓的喧囂引起了全國范圍的反響，當然也波及到卡倫·帕菲特的家鄉(xiāng)達拉斯。這正是美國政治的一道分水嶺，促成了《平等就業(yè)機會法案》的通過和“羅伊訴韋德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承認墮胎合法化的判決）以及1972年《教育修正法案》第9條（關于禁止教育領域的性別歧視條款）通過的力量都震撼了美國，但這些沖擊產生的結果仍懸而未決。直到1977年，盡管斯坦納姆和施拉夫利兩方誰將獲勝仍不明朗，但很快就要見分曉。1977年后，再沒有一個州批準《平等權利法案》。1980年，施拉夫利支持的羅納德·里根（RonaldRegan）當選美國總統(tǒng)。1982年，《平等權利法案》流產。里根政府的聯邦通訊委員會停止了搜集有關廣播電視領域雇員的數據。沒有統(tǒng)計數據，就幾乎不可能證明就業(yè)歧視的存在。平等就業(yè)委員會選任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Thomas）加強了這項工作。托馬斯是位年輕的黑人律師，剛剛結束了一項與默沙東（Monsanto）化學公司有關的工作。托馬斯是NAACP（美國全國有色人種進步組織）的批評者，同時支持政府干預旨在鼓勵雇用少數民族和婦女的贊助性行動和非歧視行動。他甚至公開反對他被受命執(zhí)行的法律。他也是一位初出茅廬的官僚。1982年接手平等就業(yè)機會委員會主席一職后，他就不負眾望地直接把這個機構的工作引入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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