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期以來,歐洲人優(yōu)越論和歐洲中心歷史觀遭到本世紀末空前的懷疑與批判。這里面,最有力量的批判來自西方學院派知識分子的文化尋根的學術成果。他們在反思西方、重新審視東方的過程中,厘清了西方文明的東方源頭,還“東方文化”以歷史的和現(xiàn)代的或者未來的應有的位置?!逗谏系邸肥瞧渲械牧ψ髦弧!昂谏系邸币部勺g為“黑色的神”,又看其副題“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起源”便可知道,這是一本著眼非洲給西方尋找東方根源的學術著作。在本書里,作者認為正如存在著一種非洲—亞洲語系,也存在一種共同的非洲—亞洲宗教體系。在遠至也門、尼日利亞等地的神話、民間傳說、禮儀、風俗和信仰背后有一種內在的邏輯,它可以上溯到遠古時期由《圣經》與王朝時代的埃及共享的宗教體系。而一位具有非洲—亞洲宗教體系特征的“黑色風暴之神”與猶太—基督教的上帝同根同源。具體看,鮑爾迪主要考察了非洲之角的幾個民族如豪薩人(TheHausa),奧羅莫人(TheOromo)和埃塞俄比亞的奧莫人(OmoticEthiopia)的宗教。以奧羅莫人為例,它屬于埃塞俄比亞人種的庫施特人(Kushite)中最大的一族,是非洲十大民族之列?!杜f約·創(chuàng)世記》講述的洪水后挪亞的次子名叫含,含的長子即“庫施”(Kush)。所謂庫施特人意為“庫施的子孫”?,F(xiàn)代考古資料表明,3500年前,庫施特人分布在整個非洲之角,取代當?shù)赝林鳙C民族布須曼人。公元前10世紀,其南支達東非裂谷地帶,創(chuàng)造了東非最早的農耕文化,有梯田灌溉等突出特征。奧羅莫人宗教信仰中,一位具有非洲—亞洲宗教體系特征的黑色的風暴之神占據(jù)了主宰地位。該族創(chuàng)世觀與《舊約》有明顯近似之處:生命創(chuàng)始于水;神從云雨之中降臨世間;他還用吐氣的方式賜福給他人,就像希伯來的耶和華用口對口吹氣的方式把生命灌注到亞當身體里。通過這些細節(jié)方面的仔細對比,鮑爾迪希望說明古代非洲之角宗教里的這位黑色的風暴之神和猶太教—基督教的上帝是同源關系。他指出,這位黑神在《舊約》里被一分為二,一位是創(chuàng)世主上帝,另一位是上帝的敵人,在伊甸園化身為蛇的惡魔。在宗教史上,這樣類似的一神分身為二的現(xiàn)象是常見的。禁果母題表明,蛇的引誘和上帝的禁止其實只有在對立統(tǒng)一中才可以獲得完滿的理解?!秳?chuàng)世紀》隨后講述的洪水故事又讓這位黑色暴風雨神呈現(xiàn)出來,他還以在云層上立虹的方式與挪亞的后代立約。在《出埃及記》里,神又多次在云層里顯身,并且還伴隨著電閃雷鳴,這都充分證明了他的原始神格。其他的猶太教祭禮規(guī)定如以家畜獻祭和割禮習俗等,也都與北非的宗教禮俗相對應。《黑色上帝》的結論部分試圖歸納所謂“非洲—亞洲宗教共同體”的基本特征,也就是它區(qū)別于印歐宗教體系和內陸非洲體系的特性所在。鮑爾迪認為那就是“二元論”(dualism)和“兩極對應”(bipolarity)。以一位黑色風暴神為主的一元邏輯,通常表現(xiàn)為他的男性化的陽剛存在和與之匹配的一位少女神。此一原型的抽象變體則為干燥與潮濕、光明與黑暗的對立,在閃含語族的宗教祭典上,祭獻黑色公牛是最重要的祭掃程序,那黑牛代表的就是黑色風暴神。鮑爾迪還以田野調查的實地材料,說明了對于猶太教和伊斯蘭教都非常重要的割禮,如何同殺死風暴神的儀式劇相聯(lián)系著。在奧羅莫人的儀式上,一位青年武士表演完成這一犧牲后,隨即獲得真正的成人資格,準備成為父親。而他的生父則在儀式上被驅逐出去。非洲—亞洲宗教遺產的另外一個重要方面是割禮,那也是同殺死風暴神的神話相對應的儀式行為。獻祭和割禮都在神圣婚禮之前進行,而這婚禮才是表現(xiàn)二元論價值關系的象征物:男性月神與女性太陽神的結合在古老的地點建立起新的兩極對應關系。在這種宗教的二元邏輯背后,我們看到的是“對農作物和家畜用水的保證,以及人類的永存”。就在《黑色上帝》出版之前一年,法國東方學家博泰羅在《上帝是誰》一書中堅決否認猶太人的一神教信仰與埃及宗教的關系:他惜批駁弗洛伊德《摩西與一神教》的機會,聲稱“本人斷然排除一神論是埃及人發(fā)明的說祛。它的發(fā)明者,非摩西莫屬”。讀罷《黑色上帝》,我們雖然未必茍同鮑爾迪的觀點和論證方法,但是至少可以明白,即使真是摩西發(fā)明了一神信仰的教義,那么他也不是憑空發(fā)明的。在西亞—北非廣大的地域中閃含語系民族共通崇拜的這位黑色風暴神,應該看作是《舊約》敘事中耶和華神的一個原型吧。伴隨著歐洲經濟和工業(yè)進步以及向其它大陸擴張,歐洲優(yōu)越的觀念在18世紀逐漸增強。由于和“進步的歐洲”形成對比,原來受到尊崇的古老文明的偶像,如埃及和中國,現(xiàn)在顯出停滯不前的本相。埃及的古代,“以前被視為主要的和可貴之處,現(xiàn)在卻變成了一種缺陷(liability)”。進步的圖式把歐洲列強擺在歷史前行的先鋒地位,殖民和擴張也就自然成為合理的合法的事情。歷史一旦形成并且蔓延開來,便會假惜“理性”和“科學”之名去產生能罪惡。19世紀末,歐洲思想界回響著關于上帝已死的囈語般的呼告;20世紀末,西方學界不再爭論上帝的死活,而是重新發(fā)現(xiàn)他的本來膚色。這整整一個世紀的時代反差恰好體現(xiàn)出從殖民時代到后殖民時代的學術問題的轉換與話語的變遷,也是西方知識界遵照知識社會學思路進行文化尋根的重要成果。也許只有經歷了這種超越東西方對立的人類文化之根的內發(fā)掘與再認識,真正超越東西方對立的文化身份才有可能新建立,解決現(xiàn)代性兩難困境的思考才會打開新的空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