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上，馮友蘭先生是一個既有特色又有代表性的人物。其特色體現在無論是他的人生經歷還是他的學術思想都引起過長期激烈的爭議，對他的褒貶臧否從解放前直到他去世十余年后的今天一直都在紛紜起伏。而象這種情況的知識分子我們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找不出幾個來。其代表性體現在他的經歷和思想清晰折射出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各個時段的特征，清晰折射出知識分子在各個時段的作為和命運，清晰折射出各個時段政治對學術的滲透和干擾。對于這樣一個人物，我們有必要進行各個視角和各個層面上的解讀，因為這不僅是對于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和政治史進行總結和反思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可以啟示中國知識分子在二十一世紀如何能更好地把握自己的命運。我們在這里之所以用“解讀”一詞是因為：雖然馮友蘭的人生經歷是距我們并不太遠的客觀歷史，雖然他的學術思想保存在到處可見的“三史”“六書”中，但大家對此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和評判。因此，每個學者在接觸這段人物歷史和這筆學術思想時都會從中讀出自己的結論。就筆者視野所及，僅對馮友蘭一生進行全面解讀的傳記類著作已經出版了不下六、七種。每種著作都有自己的視角和特色，自然也就從同一個馮友蘭身上讀出了不同的象征意義，自然也會引起各種各樣的評議和爭論。公正地說，在這些著作中，就篇幅容量之大和論述之平實、公允而論似當首推田文軍先生的《馮友蘭傳》（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一書。這部書出版的時間最為晚近，應該是吸收了以前那些馮友蘭傳記的成績，同時也包涵了田先生自己長期鉆研的許多成果，因此達到的學術水準也許是最為可觀的。這部著作的一個鮮明特點是論述的全面和細致。我們知道，馮友蘭的壽數長達九十五歲，他在中國哲學界的活動長達七十年；他在解放前和解放后都和各種政治人物有過較多的交往，并因此和政治領域有著時遠時近的距離、時好時壞的關系；他在三十幾歲就取得相當大的學術成就并贏得巨大的聲望，此后也不停地進行學術創(chuàng)作并保有自己的盛名，但也曾長期遭到各種各樣激烈的批評和批判，當然他也批評和批判過別人；他的學術思想也較為駁雜，既有對中國哲學史的系統(tǒng)研究，也有《貞元六書》哲學體系的構建，既有他自己獨立自得的見解，也有深受政治影響的成份，既有多年一貫堅持的內容，也有發(fā)生重大變化、產生巨大落差的地方?？傊?，無論是他的人生還是他的學術都有一定的復雜性。對于這些復雜的內容，《馮友蘭傳》都進行了相當全面、細致的解說和分析。具體來說，田先生將這部書分為兩部分，前六章考察馮友蘭的生平，后六章考察馮友蘭的學術。在前六章中，他考察和敘述了馮友蘭的家庭知識背景、青年時期的求學經歷和學術活動、中年歲月的治學過程和思想演變、解放后遭到的長期批判和自我批判、文革時期的批孔行為及和“梁效”大批判組的關系，最后又介紹了馮友蘭在文革后的寧靜晚年中對“舊邦新命”的思考。在討論每項內容時，田先生都詳細考察其歷史背景和社會環(huán)境及對馮友蘭的各方面影響，這實際上也就是將馮友蘭的經歷理解為多種時代條件作用的結果。其中，相當值得注意的也許是對馮友蘭家庭背景的考索，這是以前的研究者語焉不詳的一項內容。通過田先生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出來，馮氏先人尊師重教的傳統(tǒng)及對子孫學有所成的渴望對于馮友蘭（及其一弟一妹）成才的深刻影響。在后六章中，田先生簡介了馮友蘭的“三史”（《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和《中國哲學新編》）及“六書”（《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概述了他對哲學史和哲學關系的理解，詳細討論了他的哲學觀和形上學，認真辨析了他的文化觀、人生境界說及哲學方法論。坦率地說，田先生對于馮友蘭思想的涉及是較為全面的，對于馮友蘭思想的敘述和分析也相當客觀和實事求是，當然，如能再增加點思辯深度似更好。這部著作另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論點的平實、公允，這一點主要體現在對于馮友蘭的評價上。我們知道，學術界對于馮友蘭的評價分歧相當大，港臺學者中有人將他列為“四大無恥”之一，稱他的哲學史為“膿包哲學”（牟宗三語）；大陸學者有人將他視為高山巍巍的泰斗甚至圣賢，有人則對他腹誹或譏評不已。坦率地說，過高的褒或貶都是身為一介書生的馮友蘭承受不起的，因為這并不符合馮友蘭的人生真實和學術真實。相較之下，《馮友蘭傳》的評價是相當平實、公允的。在該書《引言》中，田先生指出：馮友蘭是“一個在中國現代哲學史上最先具備哲學史家資格的學者”，是“一個真誠的哲學家”，并且說：“馮友蘭，一個在曲折中追求自我與實現自我的知識分子。他早年成名，晚年坎坷。一生中有過‘獨創(chuàng)己見’的輝煌，也有過‘隨波逐流’的悲哀。但是，不論在怎樣的境遇中，他始終不曾放棄‘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學術使命與人生關懷；在人生的風雨中，跌倒了，爬起來又繼續(xù)前行。曲折與坎坷，不曾使他一蹶不振、自棄消沉，反倒激勵他棄偽求真，‘修辭立其誠’，不斷鞭撻自己，解剖自己，以求為民族哲學與文化的更新，竭盡心力，添加營養(yǎng)?！庇终f：“豐碩的學術成果，特殊的學術地位，使他得到過一般中國知識分子難以企及的榮譽，也使他經受了一般中國知識分子不曾經歷的磨難?！边@些話當然不能看作是田先生對馮友蘭的全面評價，但卻將田先生評價的主要方面都清楚地揭示出來，那就是：肯定馮友蘭在哲學史和哲學創(chuàng)作領域的巨大貢獻，也肯定他有過失誤和悲哀，同時也肯定他有追求真理的頑強精神。應該說，這種評價是符合馮先生的人生真實和學術真實的，應該也能為多數學者所接受。比起將馮友蘭解讀為政治上的野心家或政治手腕高明者或政治上的趨炎附勢者，或將馮友蘭解讀為學術上的膿包或不世出的大師，田先生的這種解讀無疑更為公允和平實。另外，這部著作的平實、公允還體現在對一些材料的揀擇上。比如，在錢鐘書和馮友蘭關系上有過一種說法——錢鐘書指責過馮友蘭“害人”，這種說法在前兩年被一些報紙炒得沸沸揚揚。作為研究馮友蘭的專家，田先生不可能沒有聽到過這種說法，但是在寫《馮友蘭傳》時他沒有引用這種說法，而是指出錢先生對馮友蘭心存感激，并在馮先生去世后親口對人說過“馮先生是我的恩師?！睉撜f，這種對材料的揀擇就是以平實的態(tài)度（不是獵奇）和用公允的眼光（不是偏狹的視野）作出的。因為作為受過馮先生恩惠的學生，作為一個明白世事的學者，錢先生即使對馮先生有不滿之處，這也不會是他對馮先生思想感情的主流，感謝馮先生倒應該是其中的主要方面。只有這樣理解而不是將錢、馮關系惡化的理解才是既符合事實又符合事理的結論。田先生的這種處理體現出面對艱難問題時“抓大放小”的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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