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方詩歌創(chuàng)作史上,詩都有一個內容被賦予形式的過程。人的追求自由的本能要求打破形式的羈絆,藝術的自主性要求詩人必須遵循特定藝術的形式,使詩一直在對形式的“破”與“立”的矛盾中運動,使詩最終成為“文質彬彬”式的內容與形式的混合體成為理想。然而實現(xiàn)這個理想幾乎是不可能的。任何優(yōu)秀的形式都有一個產生、繁榮、蕭條的過程。文言類古代漢詩的形式經過長期的發(fā)展,逐漸形成了定型和準定型的詩、詞和曲。準定型的古體詩平仄、句數(shù)不定,形體大致確定,代表詩體有四言古詩、五言古詩、七言古詩和雜言古詩;定型體的近體詩的平仄、句數(shù)一定,形體完全確定,代表詩體有四句的五言絕句、七言絕句,八句的五言律詩、七言律詩,十句以上的五言排律,還有少量的六言絕句、七言排律等詩體。不管這些形式多么完備,最后都會受到詩人的厭倦和新興詩體的挑戰(zhàn)。雖然從元代起就在民間出現(xiàn)了與古典格律詩體不同的散曲,內容更大眾化,一些民間語言成為詩家語,但是詩的形體,特別是以音樂美為代表的格律形式并無多少改變。元明清時代的正統(tǒng)詩壇的詩體變化并不大。到了晚清,一些詩人已經忍無可忍,不僅出現(xiàn)了“漢魏六朝詩派”、“晚唐詩派”、“宋詩運動”的支流“同光體”等想以古救新的詩體改良運動,還出現(xiàn)了黃遵憲、梁啟超、譚嗣同、夏曾佑等人的“詩界革命”,倡導寫既要有古人風格,也要有新意境、新詩句的漢詩,一些口語及外來音譯新名詞也可以入詩,可是漢詩形體并未有大的破壞,實質上只是改良漢詩。真正的詩界革命是繼之而起的“新詩運動”。白話類漢詩雖然也有準定型詩體,如民歌、兒歌和如十四行詩的歐化詩,但近百年流行的新詩大都是非定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