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漢字速成

　　西方人學漢語，感到最困難的地方，莫過于漢字了。漢字難認，難讀，難寫，難記。對于習慣了拼音文字的西方初學者來說，漢語的方塊字，無異于天書，“每一個字都像是一幅神秘的圖畫”。漢字難的問題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數(shù)量大，漢字總共有五萬多個，低限度的常用字也有三四千；二是筆畫多，簡化之后，常用字平均仍有八筆之多。對于母語為拼音文字的初學者來說，還要加上一條字母拼音文字與方塊表意文字有巨大差異，漢字字形與讀音常常不能直接掛鉤。例如“友、鄧、權、圣、反、支、戲、對、發(fā)、敘”等字中都有“又”字，讀音卻無一相似。人們多認為漢字是表意文字，其實以形聲字為主的漢字常常既表意也表聲，故俗諺有“讀字讀半邊，不會錯上天”之說。不過漢字演變至今，其形、音、義之間往往已缺乏關聯(lián)，有關聯(lián)的也不夠明顯，需要在已經(jīng)掌握了大量漢字的基礎上，經(jīng)過對比、揣摩才能了解，初學者常常只能“一個圖形一個圖形地死記硬背”，學習漢字的效率很低，書寫時常常出錯，有時還會創(chuàng)造出一些“很可笑的”錯字來。應當看到，雖然同是漢字的初學者，中國小學生與外國學生有著很大的差異。中國孩子在入學之前已經(jīng)掌握了大量的漢語詞匯和語句，他們通常對所學生字的讀音及字義（或詞義）已經(jīng)相當熟悉了。有了這種預備知識，學習漢字的過程便簡化為建立字音（已知）、字義（已知）與字形（未知）三者之間的對應關系，學起來自然事半功倍了。外國學生對生字的音、形、義都不熟悉，對三者的掌握是同步進行的，無法“對號人座”，再加上他們缺乏使用漢語的大環(huán)境，更沒有從小就接受字形記憶方面的長期訓練，因此難怪他們要把學漢字視為畏途了。但外國學生也有優(yōu)勢，他們一般都是成年人了，有比較豐富的綜合文化知識和較強的認知領悟能力?！锻鈬藵h字速成》試圖采用外國學生喜聞樂見的方式，在較短的時間內突擊教會500個最基本的漢字。學生有了基礎，以后再學新字就會感到越來越容易，因為他們可以運用部件、偏旁、部首、諧音等知識來理解、記憶和領悟漢字形、音、義之間的關聯(lián)了。例如學生如果掌握了“人、百”這些部件（字）的含義，再講宿舍的“宿”字，就輕而易舉了。我們認為應當調動一切認知手段——既包括邏輯思維的也包括形象思維的——來建立初學者大腦中的漢字庫。一切視覺的、聯(lián)想的、比較的、分析的、諧音的、荒誕的都可以采用。最有效的辦法是在講解每一個字時都給學生一點兒提示或聯(lián)想。中國人習慣用詞來界定字，如他叫章平，文章的章，和平的平。字與詞的關系密不可分?！锻鈬藵h字速成》介紹了與所學字有關的常用詞、詞組、成語和短語，既有字頭詞也有字尾詞、字中詞，總數(shù)達3000余條，涵蓋了中國對外漢語教學學會、漢語水平等級標準研究小組在1988年11月公布的《詞匯等級大綱》中相當大一部分甲級詞和乙級詞。這些詞匯在教學中可以幫助學生全面地理解漢字的意思和用法，并不要求他們都掌握。

　　周健，男，生于安徽，長于北京。中國古典文學碩士，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副教授。曾任教于湘潭大學、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及舊金山市立大學（1983-1992）。著有《華人漢語速成教材（中級）》、《從花花世界歸來》，譯著《愛與被愛》、《瑜珈》等，以及學術論文、散文、評論數(shù)十篇。林柏松，中國暨南大學文學碩士，現(xiàn)于美國國防語言學院中文系任教研組長。曾多次出席全國性和國際性的中文學術研討會，主要論著有《石岐方音》和《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報告》一、二、三卷（合著），以及漢語方言和漢字研究論文多篇發(fā)表在海內外學術刊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