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寓言注譯

　　在我國，“寓言”一詞最早見于《莊子》一書。戰(zhàn)國時哲學家莊子（約公元前369—前286），名周，字子休，宋國蒙邑（今屬河南）人。其所作《莊子·寓言》篇中有“寓言十九”等語。后人注曰：“寄之他人，則十言九見信?！笔柙唬骸霸ⅲ囊?。世人愚迷，妄為猜忌，聞道己說，則起嫌疑，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信九矣?！贬屛脑唬骸霸ⅲ囊?。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十言而九見信也”（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卷九）。莊子所說寓言，即假借他人之言，論說自己之意，與當今所謂寓言涵義極不相同。今人對寓言的解釋，或說：“寓言是抒情和敘事文學的一種體裁。它必有所諷喻，或寄托一個教訓，或闡發(fā)一個理念，在這個意義上說，類似哲理詩，是抒情；它又必是一種比喻，具有一定的故事情節(jié)和性格形象，在這個意義上說，類似故事詩，是敘事”（公木朱靖華《歷代寓言選·前言》）?；蛘f：“所謂寓言，就是作者的話寄托在臆造的故事中，在假托的故事中寓藏著作者對人生的認識和感受”（楊公驥《中國文學·戰(zhàn)國時代的寓言文學》）?；蛘f：“寓言是借助于帶有勸諭或諷刺性質(zhì)的簡短故事來闡明一定道理的文學體裁”（《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等等。從不盡相同的種種表述中可知，今之寓言所指是文學體裁的一種。它多是結構簡短，帶有勸諭或諷刺的故事。以或人或物為主人公，憑借故事情節(jié)以此喻彼、以遠喻近、以古喻今、以小喻大，使深奧的道理體現(xiàn)其中。的故事性、深刻的寄寓性是寓言的基本特點，特別是起著諷喻、勸戒、啟迪作用的寄寓性更是它與其他文學作品的根本區(qū)別。我國古代寓言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即已盛行。當時社會矛盾尖銳，階級斗爭激烈。為爭霸天下，各國統(tǒng)治者亟需思路敏捷、遠見卓識者為自己出謀劃策，于是出現(xiàn)了百家爭鳴、辯士橫議的局面。為信于人主，游說者常以諷喻深刻、形象生動的寓言故事來闡明自己的哲學觀點或政治主張。如古今相傳的《杞人憂天》、《愚公移山》、《揠苗助長》、《庖丁解牛》、《守株待兔》、《刻舟求劍》、《狐假虎威》、《南轅北轍》等優(yōu)秀寓言故事，即分別源自《列子》、《孟子》、《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戰(zhàn)國策》等諸子百家著作中。我國先秦寓言創(chuàng)作繁榮的黃金時代亦緣此而形成。隨著社會歷史的發(fā)展，寓言與其他文學創(chuàng)作一樣時盛時衰。除先秦外，我國古代寓言文學創(chuàng)作發(fā)展的高潮期尚有唐宋、明清。特別是唐宋時期的寓言創(chuàng)作以其寓意深刻、氣魄宏大、題材廣泛、風格多樣等優(yōu)勢，使寓言這種文體成為我國古代文學百花園中引人注目的奇葩。唐朝（618—907），是在農(nóng)民戰(zhàn)爭摧毀隋朝統(tǒng)治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唐初統(tǒng)治者看到政治腐敗、殘酷暴虐是導致隋朝滅亡的根本原因，農(nóng)民起義是顛覆隋朝的偉大力量，從而懂得了“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貞觀政要》卷四）的道理，深感“以古為鑒”的重要性。他們采取均田制、租庸調(diào)法等一系列措施來發(fā)展生產(chǎn)、安定人民生活、緩和階級矛盾，以致出現(xiàn)了初唐、盛唐時的繁榮景象。然而入唐以后，六朝以來，特別是齊、梁那種“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云之狀”（《隋書》卷六十六《李諤傳》）的駢儷文體和浮艷文風仍在盛行，嚴重束縛著人們思想感情的抒發(fā)，阻礙著文學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當時文壇中的蕭穎士（708—759）、李華（715—766）、元結719—772）等人，提出為文應“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規(guī)諷之流”（《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二《二風詩論》），要有“救世勸俗”的作用。他們將這些理論體現(xiàn)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踐中，除散體文，還寫了不少優(yōu)秀寓言，如李華的《鶚執(zhí)狐記》、元結的《丐論》、《惡圓》等。他們理所當然地成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先驅者。安史之亂（755—763）后，唐朝由盛而衰。藩鎮(zhèn)割據(jù)、宦官專權、豪強兼并，致使國家出現(xiàn)了“制度弛紊，疆理墮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shù)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唐·陸勢《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二）的局面。如何改變現(xiàn)狀，建立新的社會秩序是當時各界人士關注和議論的話題。暢抒思想，徹底扭轉浮艷文風即成為不可阻擋之勢。此時文壇中的韓愈（768—824）“奮不顧流俗，犯笑侮”，反對魏晉以來的駢文，推崇漢時司馬相如、司馬遷、劉向、揚雄等人的文章。自己為文亦能“卓然樹立，成一家言”（《新唐書》卷一百七十六本傳）。他和柳宗元（773—819）等人在繼承先秦、兩漢古文的基礎上，提出“文以載道”、“詞必己出”、“文從字順”等文學主張，以便于抒情立言、狀物敘事、風格健康的奇句單行的散文體代替了“駢四儷六，錦心銹口”的駢體文。由此逐漸形成了中唐聲勢浩大的古文運動。在古文運動的推動下，唐代寓言創(chuàng)作高潮亦隨之而起。韓愈根據(jù)秦朝名將蒙恬（？—前210）改制毛筆的傳說，著有《毛穎傳》。毛穎，即指用兔毫所制的筆。寓言開端寫毛穎的誕生，再寫其勞苦功高和對秦始皇的忠心：“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yī)方、族氏、山經(jīng)、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于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唯上所使?！弊詈髤s因“老而禿”、“不中書”，被秦始皇遺棄。寓言以人格化毛穎的遭遇揭露了統(tǒng)治者“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的冷酷無情的社會現(xiàn)實。柳宗元讀后即“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便作《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后題》贊道：“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fā)其郁積，而學者得以勵，其有益于世歟！”推崇他人之余，柳宗元亦成功地創(chuàng)作了寓意深刻、題材廣泛的優(yōu)秀寓言二十余篇，如《謫龍說》、《羆說》、《蟲負蝂傳》、《憎王孫文》、《哀溺文》、《種樹郭囊駝傳》、《梓人傳》、《臨江之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鞭賈》、《東海若》等，從不同角度諷刺和鞭撻著社會的黑、吏治的腐敗、人間的丑陋，使人們從中明辨是非，受到啟迪。他的寓言詩《行路難》、《籠鷹詞》、《跂烏詞》、《放鷓鴣詞》等，同樣筆鋒犀利，發(fā)人深省。這在當時文人中是首屈一指的。鄭振鐸先生曾在《寓言的復興》一文中說：“韓愈、柳宗元諸作家，似亦頗有意于著作寓言。柳宗元尤為努力。他所作的永氏鼠、黔驢之類亦還有趣。在中古時代而見這種作品，有如在北地見幾株翠柳綠竹臨風擺搖，至可珍異。”這說明柳宗元在我國唐代寓言創(chuàng)作和發(fā)展中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劉禹錫（772—842），亦是古文運動中的重要人物。史稱“貞元、大和之間，以文學聳動縉紳之伍者，宗元、禹錫而已。其巧麗淵博，屬辭比事，誠一代之宏才”（《舊唐書》卷一百六十本傳）。又說：“唐之文風大振于貞元、元和之時，韓（愈）柳（宗元）倡其端，劉（禹錫）白（居易）繼其軌”（宋·謝采伯《密齋筆記》卷三）。除優(yōu)秀詩文，劉禹錫撰有《鑒藥》、《儆舟》、《說驥》等，都是警世和教育作用很強的寓言佳作。另有多篇以散文作引子的詩體寓言，如《養(yǎng)鷙詞》并引、《昏鏡詞》并引等。李翱（772—841），是中晚唐享有盛譽的文人。他“始從昌黎韓愈為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新唐書》卷一百七十七本傳）。有寓言《截冠雄雞志》、《國馬說》等傳世。晚唐的羅隱（833—909）、皮日休（約834—883）、陸龜蒙（？—約881）等，也是古文運動的積極響應者。魯迅先生曾說：“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輝。但羅隱的《讒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自認為隱士，別人也稱之為隱士，而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并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芒鋒”（《南腔北調(diào)集·小品文的危機》）。他們的小品文中有不少膾炙人口的寓言佳篇，如羅隱的《說天雞》、《荊巫》、《槎客喻》；皮日休的《悲摯獸》；陸龜蒙的《招野龍對》、《蠹化》、《野廟碑》等。他如來鵠的《貓虎說》、林簡言的《紀鸮鳴》、楊夔的《較貪》、無能子的《鴆蛇之毒》等寓言，都各具特色。從以上不難看出，寓言作為完整獨立的文體形成于唐代。在古文運動的推動下又日趨完美，并取得了與詩歌、小說等文學作品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我國古代文學百花園中爭奇斗艷。而柳宗元又是眾多寓言作者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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