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續(xù)集

　　本書是《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的姊妹篇，主要針對中國近代史上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的屬于思想史范圍的，諸如“儒家傳統(tǒng)與近代中西會通”，“經(jīng)世思想”，“中西學源流”，“19世紀的中國國際觀念”，“德智體群四育”，“鬼子”，“自強與求富”，“官督商辦”，“工商致富”，“實業(yè)建國”，“人權”，“女權”，“公仆觀念”，“變法論的象征”等一系列觀念、概念、思想、思潮的創(chuàng)生、衍變、發(fā)展及其歷史作用，分別進行了認真的別開生面的考論，內(nèi)容豐富，資料翔實，極富參考價值，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關于中國近代思想史的重要參考書。本書前言2003年8月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將拙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在大陸印行，感謝賀照田先生的推轂和楊群先生的經(jīng)營，使鄙人的辛勤耕耘得以呈獻大陸學界，切望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同道藻鑒，自當引領。同年10月，賀照田伉儷應邀到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訪問兩月，得以會晤。承其攜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楊群先生手書，屬命再出拙著續(xù)集。深感學界肯定與賀、楊兩兄厚情。遂自挑選拙文15篇，另加附錄1篇，一并于2004年3月奉寄北京，用為出版預備。照田兄適因應邀開會，又于同年5月前來臺北，順便會聚商談出版之事。嗣后吾亦返回多倫多住處。迄今又逾4閱月，近因照田兄電屬寫序，遂得執(zhí)筆表述感念緣起經(jīng)緯。我生平研治中國近代史，自己累積若干專書、論文與史料專集，可謂是專職專工，具備治學經(jīng)驗。雖然有些成就，也未嘗自滿，凡所撰著，俱循謹嚴實證之路。不信煌煌理論，不逞詭誕奇說。以篤實結論取信于天下。不期藏之名山，但求無害后世。所寫著作，視為天下公器，人人俱可參酌，惟望共尊學術倫理，保持公開公正?；蚩墒官v名得以表彰，其愿足矣。今拙著面世，正在求教同道。當請查察拙著者，可明告學林高明之家?？疾熳局浩湟唬撝碱I域，是否有價值？其二，辨認史料是否真切？其三，引證史料是否恰當？其四，運用史料是否確當而非勉強？其五，解釋分析是否深入透辟？其六，識斷是否精審通達？其七，通體結構是否周至完備？拙著呈獻諸君面前，自當通過學術上的考驗，豈能抱僥幸之心？拙著論域，全為近代思想史。我之研究，首重時代思潮，所刊3種書，俱以不同問題做審慎研究，以問題為主軸，人物隨問題陳敘。因為近代思想變化是橫向沖擊，動力來自重大歷史事件，而并非古今上下傳承。故吾自始迄今，多以問題之出現(xiàn)為討論題旨，此是鄙人研治思想史手法。鄙人研治思想史，所用史料人人可見，毫無奇特，端在各人就中取材，看似平常，實靠各人領悟，而各有所取舍。雖我同窗學長，各人所見皆有不同，各家重點尤大相異趣。于此益見治史之自由與成果之多樣，人才之各領風騷。我實于史學發(fā)榮滋長深抱樂觀。近代思想史的另一重大特色，是時代段落分明，即是承受重大史事沖擊而創(chuàng)生，則史事內(nèi)涵中的思想成分即會增加若干新概念、新意旨和新領悟、新步度。在此不暇一一交代，但可略舉一小例，以見出歷史時段關鍵之被人看重。1981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召開一個國際研討會，探討維新變法與立憲。我所宣講的論文是《斷發(fā)、易服、改元——變法論之象征旨趣》（此文今已收入本書）。我自舉證陳敘康有為的這3個重點建議，史料采自數(shù)個來源。但此說引起一位戊戌變法專家，也是康有為專家的質(zhì)疑。理由是當1898年那個時代，康有為以孔子紀年，世人共知，但絕不可能在此時創(chuàng)說斷發(fā)、易服。結論是判定我用的史料不可靠。其人年齡高我很多，現(xiàn)仍健在。我在此不做多辯，恰在4年以后我在1985年編一部9冊的《近代名人手札真跡》，在其中收載了戊戌八月政變御史楊崇伊致盛宣懷的信。世人俱知，八月政變是因慈禧受到楊崇伊的告密而收回政權，殺掉六君子，當然是個刀筆殺手。我在此舉其一段說詞，可用作為拙文的旁證：康逆（指康有為）潛蓄異謀，托辭變法。乃弟（指康廣仁）便服私入椒涂，剪發(fā)改裝，見諸奏牘；同心謀逆，立有合同。無人不知，憚于發(fā)難。弟知其舉事之日，不得不上告慈圣。乃罪人斯得，而謗口頗騰。此一史料出于楊崇伊手書，自承認向太后告密，而于康有為罪狀，則有“剪發(fā)改裝，見諸奏牘”之言。當可證明拙文之立足堅穩(wěn)。楊崇伊有信函7首，收載于鄙人所編《近代名人手札真跡》第九冊第3930～3948頁。我人當知近代思想多變，起滅難測，學者必須小心考校，知常知變，重大史事，最須察其激蕩影響。不能只限于哲理、概念、新名、新詞的意義追逐。就是談這一代哲學，也得充分熟悉這一代歷史。近代思想變化疾速猛烈，而什九是承受歷史事件的沖擊而迸發(fā)。此是我所掌握的要領。總之，中國近代思想，不但內(nèi)涵復雜多樣，極費尋繹辨析，而隨時勢轉變，外力沖擊，更是如響斯應，變幻不息。自與固有思想傳承決然不同。我自1977年起受聘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漸漸結識大陸史學界賢達。先是同道李侃先生來訪，在歷史系講演，是在我的近代史課堂開講，亦即由我主持。同學到者百余人。后因李氏回北京，又介紹中華書局同道劉德麟、陳東林兩先生來中文大學訪問，我自此與陳東林先生建立長久友誼。我的訪求大陸史料，得他多年相助。接著來訪的為上海湯志鈞先生，他前后來訪數(shù)次，第一次是在我的近代史課堂開講，由我主持。第二次來，是承中國文化研究所邀請，他的講演也是校方派我主持。后來來訪者眾，我結識了胡守為、陳勝NF93D、林家有、陳錫祺、韋慶遠、關捷、李景光、王戎笙、赫治清等。雖然來訪學者有很多，但要相結識者，俱以近代史家同道為范圍，其他如古史、文字學、經(jīng)學、古物、人類、考古、書法、藝術家相見甚多，俱未做深入來往。后來我在1989年回到臺北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到臺來訪者又結識張海鵬、王戎笙、尚明軒、耿云志、王慶成、戚其璋、林慶元、歐陽哲生、張憲文、黃彥、桑兵、文庸、江沛、侯杰等學者，而與杭州陳學文先生一直多年通信交換研究心得，卻未能晤對而扺掌傾談。至于大陸出版著作，未相識而知其所學者，屈指不下四五十位。在此無須詳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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