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熱運動，如今的正式學名叫作“新啟蒙運動”。在那場運動中，有兩個熱中之熱，一個是中國文化熱，另一個是深層結構熱。那個時候，改革阻力重重，知識分子相信，之所以如此，乃是中國的國民性有問題，中國文化有問題，一言以蔽之，民智未開。故此，知識分子乃重祭五四之大旗，繼續(xù)前輩啟蒙之大業(yè)，深入揭批傳統(tǒng)中國文化。恰巧，文化熱中，有兩位西洋學者在中國紅得發(fā)紫，一位叫弗洛伊德，另一位是列維·斯特勞斯。弗洛伊德告訴大家，不要看文明人模狗樣的，其實人的意識有表層、深層之分，那深層的潛意識里，不知道埋藏著多少弒父情結，可怕得很。斯特勞斯又將這表層、深層推演到了文化身上，拼命挖掘文化的深層結構。于是，大家相信，人性也好，文化也好，原來都有其不可告人的深層結構，啟蒙就是將深層發(fā)掘出來，讓被二千年專制迷魂湯灌昏了的平民百姓幡然醒悟。就像劉心武當年那篇膾炙人口的小說：《醒來吧，弟弟！》。是啊，永遠敬愛的魯迅先生不也借狂人之口，橫豎睡不著，索性起來翻圣人之書，最后從書縫里面讀出兩個字：吃人？吃人的文化，吃人的國民性。那就是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那本傳閱得已經(jīng)破破爛爛的復印本，頗得魯迅之遺風，通篇揭露的就是中國文化的吃人本質(zhì)。我后來才知道，孫氏對魯迅頗下研究苦功，又是史學出身，所以，挖起中國的祖墳來，可謂快準狠。當年，風靡一時的港臺作家，李敖、柏楊之輩，再加上這位孫隆基，都有史家背景，疑古疑古再疑古，揭批揭批再揭批，將五四時期胡適提倡的捉鬼精神大大發(fā)揚光大了一番。1980年代，那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年代，也是一個無知者無畏的年代。文化，對于今天的文化人，已經(jīng)變成一塊敲門磚，是為稻粱謀的飯碗。而對當年的啟蒙者來說，卻是一部真誠與之作戰(zhàn)的風車。當時光流逝，風景不再，回眸當年的唐·吉訶德精神，不能不憶起這本《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幾乎與李敖、柏楊作品齊名的戰(zhàn)斗檄文。

　　孫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慶，在香港長大，在臺灣受大學教育，獲臺灣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后赴美國深造，于明尼蘇達大學專攻俄國史，獲碩士學位，轉(zhuǎn)赴斯坦福朋學專攻東亞史，獲博士學位，曾在美國，加拿大等多所大學任教。他的研究興趣是多方面的、有研究論文多篇，重要的著作有《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和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acter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lity?，F(xiàn)為美國孟菲斯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