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近代中國》一書，探討的“近代中國”是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109年的中國。該書提出近代中國的基本問題是救亡與發(fā)展，并從對中國出路的選擇開始，回溯了整個近代中國的歷史發(fā)展；同時，又結合對國情的分析和認識，展開了毛澤東整個新民主主義理論：國情分析論、革命戰(zhàn)略論、革命道路論、統(tǒng)一戰(zhàn)線論、黨的建設論、民主政治論、經濟建設論、文化建設論、哲學論。本書的主旨是要站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制高點上，來審視毛澤東民主革命時期的活動及思想，即研究毛澤東如何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決這一歷史時期的主要矛盾的？他在中國的歷史由近代向現(xiàn)代轉化的過程中發(fā)揮了什么作用？他留給后人哪些寶貴的思想財富，給今人有哪些重要的啟迪？該書以大量資料說明，青年毛澤東世界觀的轉變，不是從學理上的研究引發(fā)的，而是面對救亡、發(fā)展這兩個基本問題，從親自的斗爭實踐中，經過深入的思考，才決定轉變的，并且是經過他對自己過去信仰的清算來實現(xiàn)的，既有堅實的基礎，又有理性的自覺，因而一旦決定用馬克思主義來解決中國基本問題后，再也沒有動搖過。毛澤東世界觀的轉變與整個時代精神演化相應，具有典型代表性。作者在對新民主主義政治、新民主主義經濟、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理論結合歷史資料展開分析之后，又上升到哲學高度，提出了毛澤東的“結合”哲學，指出：毛澤東哲學思想是在主體與客體相互作用的實踐過程中實現(xiàn)主觀與客觀、認識與實踐具體的歷史的統(tǒng)一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以事實為根據(jù)的唯物論世界觀和以人民為本位的價值觀相統(tǒng)一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以實事求是為精髓的哲學思想。最后還論述了毛澤東哲學與斯大林哲學的異同?！睹珴蓶|與當代中國》一書主旨是以專題為中心，以事實為依據(jù)，以歷史為線索，研究毛澤東建立與建設社會主義中國的思想。該書認為《論人民民主專政》是毛澤東建國思想的集中表現(xiàn)，被稱為毛的“建國綱領”，而這個綱領是毛澤東1939年就總結出來的“三大法寶”，即黨的建設、統(tǒng)一戰(zhàn)線和武裝斗爭這三重經驗的轉化形式或發(fā)展形式。并且也是今天鄧小平一再指出的：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理論指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以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這四項基本原則的辯證統(tǒng)一的表現(xiàn)形式。作者還指出：毛澤東在探索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第一次探索是在1956年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際，《論十大關系》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就是這次探索的理論成果；第二次探索具有復雜背景，它是在我們受“共產風”等“左”傾錯誤懲罰后，被迫開始的轉變，？但被動中又有主動，1958年底到1959年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與黨中央提出一系列極其可貴的思想和設想；第三次探索在1960年底至1966年“文革”前，一開始就是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搞個實事求是年”的口號下進行的，并制定了包括《農村60條》在內的一系列文件。這三次可貴的探索，是中國共產黨人探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開始，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實行的改革開放總方針，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奏。盡管這三次探索，都中途轉向或夭折了，但留下了十分珍貴的思想財富與經驗教訓。該書論及了毛澤東在建立和建設社會主義中所涉及的各個方面，包括：科學的社會改造論、社會主義階段論、中國工業(yè)化道路論、經濟體制改革論、民主論、階級斗爭論、民族統(tǒng)一論與民族獨立論。最后部分則從哲學高度作于思考和總結。作者指出毛澤東社會主義改革的哲學基本思路是：一、從實際出發(fā)，研究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客觀規(guī)律，努力克服盲目性，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二、從矛盾出發(fā)，揭示社會主義改革的必然性與必要性，研究社會主義矛盾運動的客觀規(guī)律，努力克服形而上學，堅持社會主義辯證法；三、從人民出發(fā)，積極探索符合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經濟政治體制，調動與保護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四、堅持總的量變過程中的部分質變，研究社會主義社會改革的整體性與局部性，過程性與階段性，克服不思改革的僵化觀念與改革中急于求成的觀念，努力搞好社會主義改革。作者還指出毛澤東也給后人留下不少沉痛的教訓。在他探索性的實踐中，常常出現(xiàn)另一種哲學思路，它干擾甚至取代了毛澤東的正確思路。它就是：從原則出發(fā)，而不是從實際出發(fā)；夸大主觀意志與主觀努力的作用，急于求成；夸大矛盾的不平衡性與矛盾的斗爭性，甚至企圖通過激烈的政治斗爭來達到社會改革的目的。也正因為有這兩種對立的哲學思路，所以社會主義改革與建設實踐呈現(xiàn)出極其復雜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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