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向來喜歡寫作。當執(zhí)業(yè)律師的時候,我最喜歡的工作——或許也是最擅長的——就是準備詰辯。就某些方面而言,那和寫書沒什么兩樣:理清一個主題相關的線索,編織為精彩動人的故事。我也喜歡研究。深入掌握某個議題,同時向別人說明你的觀念,與政治手腕有異曲同工之妙。2001年初,我的市長任期剩下最后一年,我的領導能力還有許多地方有待學習,這也是我不斷推辭寫這本書的原因。不過,我認為自己已經具備相當的實務經驗,足以增進讀者對于領導統(tǒng)御的認識。我怎么也想不到,居然此生最大的挑戰(zhàn)就在眼前。
2001年的上半年,我在公務當中同時進行本書的寫作,在筆記本上隨時記錄重點。我和合著的作者肯·庫森花許多時間一同討論,讓他觀察我做事的方式,說明我這樣做的原因。到了夏末,本書的架構大體成型。這樣的過程讓我十分滿意,因為它不只是消極地記載早已定案的結論,同時也是一種積極的追尋。為了完成這本書,我不得不更加深入地思考自己的觀念,進行一場內心的自我挑戰(zhàn)。
9·11之前,這本書已經進行了好幾個月。對我來說,過程有如一場研討會,讓我學習到如何管理一個組織;又仿佛是上天事先安排了一系列領導統(tǒng)御的課程,讓我足以應付即將發(fā)生的變局。當9·11的災難降臨,種種的原則記憶猶新,我才能展現充分的自信。
在飛機撞上世貿大廈的幾個小時之內,各項原則陸續(xù)登場:網羅精英,具備并傳達強烈的信念;親身體驗,為人表率,挺身對抗惡勢力;按部就班,忠誠至上,縝密籌備,信守承諾加超額實踐;對任何事都不要想當然,當然——還有葬禮的重要性。這是預言式的結局。我憑著本書的原則,在危機關頭現學現賣,每一項都派上用場。
9·11事件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沖擊。但9月11日不是我人格的分水嶺,事件前后,我是同樣的我。我能夠渡過這段危機,正因為我永遠是全力迎向職業(yè)生涯中的任何挑戰(zhàn)。我沒有什么“重大危機處理秘訣”臨時拿來參考,我用的都是一些老套經驗。兩任市長,五年聯邦檢察官,司法部的兩個職務,甚至我抗癌的經歷——都讓我從中得到了經驗。
本書沒有提到有關我私生活的細節(jié)。比如說,那段破碎的婚姻。它既跟我在公職上的表現無關,也沒有絲毫影響。雖然曾引起一些注意,但我相信讀者對這些事情興趣不大——不同于那些記者。事實上,公眾人物沒什么私生活可言?；蛟S是我過于苛求,但一個國家希望招攬一流的人才投入公職,就應該盡量不去介入和此人公職表現無關的領域。
除了提出原則,本書也佐以實例,顯示應用這些原則的效果。我相信證據甚于理論,成果勝過空談,所以提出許多前后對照的實證。例如在我首次角逐市長的1989年,紐約市有1,905起謀殺案;我輸了那場競選,接著在1990年,謀殺案升到2,245起。1994年1月1日,我就任市長,當年的謀殺案比1993年少了兩成,降到 1,561起。我任內的最后一年2001年,只剩下642起——八年之內減少67個百分點。
市民生活品質的改善更是顯著。我如何達到這些成就,本書將會揭曉。在各種前后對照的數據當中,有一項因素無法以數據呈現。當年的紐約陷入一片愁云慘霧,頹喪絕望的氣氛無法以數字衡量。紐約病入膏肓的跡象之一,就是許多車窗上懸掛的“沒有音響!”的小旗子,這是向社會最下流的群體妥協(xié),向竊賊大爺們哀求:“拜托放我一馬!別的車子沒有掛招牌,你可以去偷他們的!”
1990年9月,《時代》雜志把人們熟悉的字眼“我愛紐約”印在封面上,背景是一顆破碎的心,加上一行標題“腐爛的大蘋果”。內文敘述紐約的暴力橫行、商業(yè)蕭條、基礎建設七零八落,展望了黯淡的前景:紐約市——全美首屈一指的暴力之都,人人排隊領失業(yè)救濟金——積重難返,繁華落盡的頹廢大城。根據《每日新聞》和其他報社的民意調查,59%的市民希望能遷居他處——只要他們有辦法。
對我而言,印象最深刻的是在1990年,我前往倫敦發(fā)表一篇關于證券法和白領犯罪的演說?，F場有人問起紐約市的犯罪情況到底多嚴重,他給我看一個旅游簡介,上面提醒前往紐約的觀光客必須謹慎,其中一個要訣是:“避免接觸他人的目光!”剎那間,所有的問題集中在一個焦點。為什么要去一個不能看人的城市觀光?誰又會愿意住在這樣的城市里?如此瘋狂糟糕的建議——卻可能是好的忠告。
十年之后,本書揭示的原則得到實際的印證,《時代》雜志再度以紐約作為封面,畫面中是2000年1月1日午夜的時報廣場。大蘋果重現生機。它成為全美最安全的都市,中小企業(yè)蓬勃發(fā)展,大型企業(yè)總部陸續(xù)遷入市區(qū),就業(yè)市場一片欣欣向榮。年輕夫婦在此生兒育女。大量的觀光客和會議代表讓來訪者人數創(chuàng)下新高。紐約市終于回到往日,讓每個人的目光可以彼此接觸。
領導才能不會從天而降,但可以借助學習逐漸培養(yǎng)?；仡櫸业囊簧?包括我的第一位老板勞埃德·麥克馬洪法官、我的父母、里根總統(tǒng)、司法部長威廉·弗倫齊·史密斯、聯邦檢察官保羅·柯倫和邁克·西摩,以及五位在紐約市警局和消防大隊服務的舅舅,對于我理念的塑造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領導的方式不限于一種。富蘭克林·羅斯福會以演說激動人心;喬·迪馬喬以身作則;丘吉爾和麥克阿瑟都是特別杰出的演說家;里根以其人格力量率領眾人——大家信任他,所以愿意追隨。
你一定會找出最合適、最富于技巧的工作方法——被你領導的人們會告訴你。你指揮人們的能力,多半取決于他們對你的看法。他們需要一個比自己更強大的人,但無論多強,畢竟還是人。
面對壓力時,領導人必須克制自我的情緒。我在市長任內,只要聽到哪個官員說自己在面對業(yè)務上的危機時感到“恐慌”,我會嚴正聲明,不準再用這個字眼。我認為正確的心態(tài)應該是“擔心”,如果情勢緊急使我們必須采取更加關切的態(tài)度,倒也無妨,恐慌則大可不必。無論如何,你不能讓自己神經麻痹。領導人的鎮(zhèn)定是不可或缺的。
通過自身的思考和經驗,本書中的某些觀念是我獨創(chuàng)的。其他則是過去沒有應用在現實世界的學術理論,即使在某些地方做過實驗,其規(guī)模與復雜性也無法和紐約市相提并論。例如詹姆斯·Q.威爾遜和喬治·L.克林有關打擊犯罪的“破窗理論”,讓我將施政焦點集中在一些諸如強索賞錢、街頭涂鴉、坐霸王車之類的輕微違規(guī),進而遏阻重大犯罪。戴維·奧斯本和特德·蓋布勒合著的《政府再造》也給我許多啟示:我設法以經營企業(yè)的方式來管理政府,利用商業(yè)原則強化政府中的責任制度。目標導向與可考量的績效指標,可以讓政府的效率不遜于民營企業(yè)。我對此觀念堅信不移。
至于其他人的觀念,我也不吝采用。例如前任市長戴維·丁金斯,雖然是我兩次競選中的對手,他所實施的“社區(qū)學?！敝贫取屔鐓^(qū)居民利用學校當做活動中心。我欣賞這個做法,我上任之后不但沒有撤除,還將這項制度發(fā)揚光大。我實施的公路認養(yǎng)制度,讓紐約市絕大多數的公路都有人認養(yǎng),也是仿效洛杉磯市長理查德·賴爾登。
在我的職業(yè)生涯當中——無論是在紐約南區(qū)聯邦檢察官辦公室領導肅貪組,之后調到緝毒組,被指派接管肯塔基州那家瀕臨破產的煤礦公司,或是觀察里根和麥克馬洪法官等人的風范——都在思考如何做一位領導者。之后我終于了解,之前的經歷都是我準備成為領導者的必經之路。不知不覺中,我學會了如何處理事情。
所有領導者都受到其崇拜對象的影響。了解并研究這些人的成長經歷必然使得有志的領導者培養(yǎng)出自己的領導風格。幸運的話,他會發(fā)現身旁就有一些模范,向他們問計,在生活中觀察他們,找出有效并能與自己風格互補的領導方法。但除了效法他人之外,許多的領導原則是擷取自日常生活的點滴。
當危機降臨之際,個人的經驗是無法替代的,因為時間不允許你慢慢琢磨。日常生活養(yǎng)成的智慧,遇到危機時將扮演前鋒角色。9·11事件爆發(fā)之后,許多人稱贊我有膽識,居然敢跑到現場。其實我只是照章行事,沒什么特別的。我處理危機一向遵行兩個原則:親臨現場和以身作則。這不是憑空想像,也不是為了寫書臨時編造的。
舉個例子:1992年12月10日,我剛吃完午餐,正打算獨自走回在安德柯爾律師事務所的辦公室,我是這家事務所的合伙人。經過第43街的時候,看到圣阿格尼斯教堂有濃煙冒出。這是紐約市最美麗的建筑之一,尤其在隔壁中央車站的襯托之下,仿佛置身喧囂塵世的一片心靈凈土。由于濃煙顏色太黑,不像是火爐產生的煙,附近又沒有消防隊員,于是我走進了教區(qū)長住宅。
里面的修女們表情有點不安,不過就那么一點?！澳銈儓缶藛?”
“報了啊,消防隊正要趕來?！彼齻兓卮稹?br /> “你們沒有叫教區(qū)長住宅和教堂的人撤出來嗎?”
“這就不知道了。我們以為教堂里面沒有人,但神父還在樓上?！?br /> “快點出去,”我告訴她們,“去外面等消防隊過來,我去樓上看看還有沒有人?！边@時正好有一位我事務所的警衛(wèi)經過,我請他跟我一起來。我們上樓之后,從打開的房門看見一位神父正在收拾東西。他探頭出來,我告訴他教堂失火了,問他里面還有沒有人,他說應該沒有,但不太確定。于是我們三人一起上樓,結果看到一個人還在辦公,于是叫他趕快出去。
把教區(qū)長住宅清空之后,我問教堂里還有沒有人,牧師也不敢確定,于是我們從教區(qū)長住宅趕往教堂的圣壇后方。一進教堂,就看到兩個趁火打劫的小偷正在偷燭臺,我用充滿威嚴的聲音大叫:“把他媽的東西放下,滾出去!”我沖口而出,但想起來這里是教堂,旁邊又站著牧師,心里覺得很懊悔。不過這一招還挺奏效,他們乖乖放下東西然后逃之夭夭。這時我才看到熊熊大火:“我想我們該離開這里了!”當我們跑出教堂上了人行道,消防隊也及時趕到。
回到辦公室,跟隨我多年的行政助理貝絲·佩特龍正在等我。有事務所的同事看我沖進火場,之后就沒有消息了,她心情的焦慮可以想見。我那時身上穿著駝毛大衣,她說:“看看你的大衣!”整件大衣染成黑色的,表面積滿了灰塵。后來我把大衣送洗,領回時已經縮成一團,但直到今天我還舍不得丟掉。為了那件事情,消防大隊還頒給我勛章。我還保留著這枚勛章——和那件大衣——作為那場火災的紀念品。
美國人所具有的許多閃亮人格,經過9·11的震撼得以顯露。例如,人們突然對警察和消防弟兄肅然起敬,發(fā)現他們每天都在玩命。以往他們的努力都被視做理所當然,所以這種感覺對于紐約市格外溫馨。之所以會產生新的印象,就是因為世貿中心著火的當時,大樓里面的人急著往外跑,警察和消防員卻毫不猶豫地往里沖,他們不在乎陷在大樓里面的是黑人或白人,是男女老幼,是穆斯林、基督教徒或猶太教徒。他們只是奮勇向前,完成這個國家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營救任務。
9·11剛過的那段期間,人們經常問起,我的力量、理想、精力或勇氣之類的表現究竟源于何處?在接下來的篇幅中,我將盡我所能回答這些問題。我在第一章將現身說法描述9·11當天的情形。接續(xù)的14個章節(jié)是本書的核心,其中完整敘述了我的理念,并加上我的親身經歷。最后一章以9·11災后復元作為背景,呈現了我如何運用這些原則讓這個城市起死回生。事實上,領導統(tǒng)御本身仍是一個謎樣的主題。偉大的啟示可以隨處拈來,力量的泉源往往出人意料。
市長任期行將屆滿之際,我經常在想,是什么讓美國這塊土地顯得特別?一百多年前,我的祖父魯道夫·朱利安尼——我的名字就是傳承自他——遠渡重洋從意大利來到此地,口袋里只有20美元。他和家人道別,遠離故鄉(xiāng),拋開一切熟悉的事物,明知橫亙眼前的是一段充滿驚濤駭浪的險阻之旅,前往到一個言語不通的異鄉(xiāng)。然而,他和他的妻子以及無數的同鄉(xiāng)都下定了決心。
他們如何克服內心的恐懼?很簡單,我的祖父和其他千千萬萬移民都會給你同樣的答案,他們是被一個理想所吸引。美國——自由的土地,勇者的家鄉(xiāng)——是一個特別的地方。當然,這只是幻想,經過美化的形象。但落腳此地之后,他們給了美國一些回饋,讓這個地方更加特別,靠著他們的辛勤努力,讓她成為一個美好、公平、繁榮的國度。
林肯曾說,判斷一個人蘊含的美國成分有多少,不是憑他的家譜,而是看他對美國理念信奉的程度。我們就像同屬一種俗世的宗教,對共同的理念抱持著信仰。我們不是單一種族,不屬單一血統(tǒng),不講單一語言,憑借著對民主政體、宗教自由,以及讓每個人自由支配金錢之經濟體系的堅定信念,我們牢牢地拴在一起;憑借著對人類生命的尊重、對法治的尊重,我們牢牢地拴在一起。
就是這些理念,使我們成為美國人;就是這些理念,使我在作為領導者時有所依靠——無論在9·11之前還是之后,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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