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為世界文明古國，學術發(fā)展，源遠流長。在歷史長河中，代有新變，一直到現在。清代是我國學術史上的一個高峰。清代學術與過去血脈貫通，不能割斷聯系。研究清學得從源頭說起。早在先秦，九流百家爭鳴。儒、道、墨、法，號稱“顯學”，儒居其首。儒家奉六藝以為經，章學誠以為“六經初不為尊稱，義取經綸為世法耳”（《文史通義？經解下》）；“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于政教行事之類”（同上《經解上》）；“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同上《易教上》）。由此可知，六經所闡述的是夏、商、周三代的學術，也就是我國遠古奴隸社會時期的學術大要。戰(zhàn)國是東周的后期，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開始。戰(zhàn)國百家爭鳴，著書立說，有的是當時著作，有的還托始于較遠或很遠，其詳可見《漢書？藝文志》。《莊子？天下》所謂“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說明了百家爭鳴的極盛情況。降及西漢，道家有《淮南鴻烈》為魁首，儒家有董仲舒《春秋繁露》為旗幟。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六經，百家爭鳴的局面便告結束。兩漢學術也有極盛的方面，司馬遷、班固的史學，劉向、劉歆的校讎目錄學，承屈原而來的司馬相如、楊雄的詞賦，桓寬的《鹽鐵論》，許慎的《說文解字》，何休集今文公羊學的大成，鄭玄為古文家經學的總代表，唯物論者王充著《論衡》，張衡的天文學，張仲景的醫(yī)學，都輻射著時代的光芒。而讖緯詭誕之說也在漢代泛濫，其中亦含一些有用的知識。魏晉以后，玄學興起，佛經自漢末傳人，以迄南北朝，出現了第一次翻譯高潮。大、小乘佛學都有傳述，其中般若之學特別昌明。于是，佛學與玄學合，佛學與文學合，佛學與文論合，學術園地上，開出了新異的花朵。佛學本身，出現了漢化，不僅是晉代出現的“格義”融合內外，后來唐代出現的漢化的華嚴宗、天臺宗都托始于陳、隋，唐代極盛的禪宗，則由南北朝開始的楞伽宗改變而來，禪宗又分而為南北。保持印度佛教唯識家面目的玄奘，締造法相一宗，稱為絕學。佛教出現各宗各派，相互間爭論鋒起，唐代佛學，號稱鼎盛。它的影響及于儒，不特柳宗元精通佛學，連以儒家衛(wèi)道者自居的韓愈和他的學生李翱也受佛學影響，引其端緒以入文。下及宋、明，理學家陽儒陰釋，使?jié)h以前儒學面目發(fā)生變化，無論宋代的朱熹、陸九淵，明代的王守仁，都吸人儒學后又自辟門戶。這是我國學術自先秦百家爭鳴以后，與佛學交融，互相滲透，互相變革而呈現的又一新格局。同時，我國學術的各個部門，其隆盛狀況，又不止于儒佛交融這一方面。地理學則有酈道元《水經注》；文學理論則有劉勰《文心雕龍》；文章創(chuàng)作，則有藻耀高翔的儷體文，出現以蕭統(tǒng)《文選》的示范性選集；上有唐人傳奇下至宋人話本小說；唐人詩承六朝以前古體發(fā)展到古、律俱備的各體，出現李白、杜甫等足以比美屈原的大家；由唐人曲子詞發(fā)展到元人散曲；由諸宮調發(fā)展到元人雜劇、明人南曲；還有杜佑、鄭樵、馬端臨的文獻學；長孫無忌、歐陽修、司馬光的史學；永嘉經制之學；明人的藥物學、機械學；明后期新興市民階層出現后的學者李贄諸人的學說；宋人新創(chuàng)的金石彝器研究之學；沈括的科學論著《夢溪筆談》。成就都很卓越，使清以前的我國學術領域，具有千門萬戶的巨觀。現在來鳥瞰一下清代學術。清末以來，學術界特別重視清代學術，甚至謚之日“清學”，獨標一幟。在先秦、六朝至唐宋兩個高峰之后，出現了又一座里程碑。清學的特點究竟在哪里？由于明代出現了文人空疏不學的風氣（個別人的有價值論著，并不能改變這種普遍情況），清人出而救弊補偏，以漢人“實事求是”的宗旨相號召，故清學又幾乎成為漢學中興的代稱。然而，學術并不能限于經學，更不限于文字音韻訓詁的考證。這些只是在治學方法上稍具科學性，而不是治學的更高目的。清學自有它的真精神、總要求，一言以蔽之，就是“經世致用”。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大儒的學術思想，都不外于這個中心。顏元、李？一派北人學說，也不例外。雍正、乾隆“盛時”，文字獄朋興，士大夫“避席畏聞”，遁而專人于考據，于是漢儒考據之學盛極一時。吳中惠氏、皖中戴氏成為重鎮(zhèn)。而戴震卻已經接近于顏、李，以反對宋儒理學自標新義為職志了。乾嘉時期考據家的治學，實已遠離清初提倡實學考據者顧炎武的“經世致用”宗旨。到鴉片戰(zhàn)爭前后，是學術界風氣轉變的一個契機，龔自珍、魏源崛起，盱衡時世，重又用力于“經世致用”之學。龔氏《平均》、《乙丙之際箸議》、《壬癸之際胎觀》、《乙丙之際塾議》都是。魏源纂《皇朝經世文編》、《海國圖志》，宗旨十分明確。之后，國勢愈危急，經世致用的要求也更迫切。自馮桂芬、鄭觀應以下，到廖平的《今古學考》、《經學五變記》，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大同書》，譚嗣同的《仁學》，黃：遵憲的《論學？》，也都是經世致用之學。由變法維新派到反清革命派，章炳麟所昌言，也是經世致用之學。晚清繼第一次佛經翻譯高潮之后，出現第二次翻譯高潮。嚴復翻譯了西方“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論，為變法圖強提供思想依據，對思想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又翻譯了《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穆勒名學》、《法意》等西籍，系統(tǒng)傳播西方資本主義學術文化，為“經世致用”學術寶庫增加了全新的東西。同時，林紓翻譯法國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等小說170余種，對我國文學界起了較大的影響，而其中如《黑奴吁天錄》、《滑鐵廬戰(zhàn)血余腥記》、《撒克遜劫后英雄略》、《愛國二童子傳》等，都是借鑒西方故事，鼓勵我國志士，救亡圖強，于各書的序文、識語、譯余剩語、達旨中，明確地作了大聲疾呼、振聾發(fā)聵的宣揚，明顯地屬于“經世致用”的范疇。在林紓的大量翻譯文學作品后，翻譯家紛紛繼起，著名者如包公毅、伍光建、蘇曼殊、周樹人、周作人、馬君武、辜鴻銘，萬紫千紅，爭妍斗勝，其中也不乏宣揚愛國精神，如拜倫《哀希臘》詩的一再譯出。第二次翻譯高潮，通中國與歐洲學術之郵，在中國學術新發(fā)展道路上所起的作用，比第一次高潮更為闊大與深遠。持論家以章炳麟為清代學術的光耀殿軍，那只不過是道出了他的音韻訓詁等考據之學方面，他還有另一面，他在著作中昌言革命，即屬于“經世致用”的主流。當然，學術文化并不限于政治、經濟、社會等封域，清中期章學誠的文史校讎之學，清末羅振玉、王國維的殷墟甲骨之學，都是有突出成就的。說到文學，清代古文，自清初侯方域、魏禧、汪琬所謂三家，到中、后期桐城派、陽湖派、湘鄉(xiāng)派，流派眾多，各具特色，突過元、明。清代駢文，自清初陳維崧的徐庚初唐派，到中期孔廣森、邵齊燾、洪亮吉、汪中的魏晉六朝派，到后期錢振倫的宗唐，張之洞的宗宋，王閩運的宗八代，也都各開生面。小說則短篇小說家薄松齡、紀昀，長篇小說巨匠曹霜、吳敬梓，雙峰并峙。特別是曹氏的《石頭記》，公認為列于世界文學之林而無愧色。戲曲則孔尚任、洪？，分雄南北，成就不在湯顯祖下。詩自清初錢謙益、吳偉業(yè)、吳嘉紀、屈大均、宋琬、施閏章、王士禎、朱彝尊、趙執(zhí)信、查慎行，稍后胡天游、錢載、黎簡、宋湘，再后姚燮、龔自珍、陳沆、魏源、魯一同、鄭珍、何紹基、江浞，一直到清末“詩界革命”派黃遵憲、康有為、丘逢甲、金天羽，“同光體”贛派陳三立，閩派陳衍、鄭孝胥、陳定琛，浙派沈曾植、袁昶，以及不局限于一派的劉光第、范當世、陳曾壽、俞明震、夏敞觀、許承堯，漢魏六朝派的鄧輔綸、王閩運、高心夔都是詩壇的射雕手。詞在清代，號稱“中興”，浙派、陽羨派、常州派等，色彩絢爛，大家如王夫之、屈大均、陳維崧、朱彝尊、納蘭性德、顧貞觀、厲鶚、張惠言、周之琦、項鴻祚、蔣春霖、譚獻、文廷式、王鵬運、朱祖謀、鄭文焯、況周頤、張爾田、王國維、夏敬觀、陳曾壽等，都是詞場的驍將。說到史學，則黃宗羲、萬斯同以迄全祖望等浙東史學家，以致力明史為中心，周濟專精晉史，沈曾植精究遼、金、元史與西北南洋地理，屠寄、柯劭齊專精元史，顧祖禹、李兆洛、洪亮吉、戴震、王先謙、楊守敬精于地理，都是彰彰著名的。說到子部，汪中《述學》，首辟子學新途后，踵事精研者不乏其人，如戴望、洪頤煊之于《管子》，陳澧之于《三統(tǒng)術》，孫詒讓的《墨子間詁》，陶方琦的《淮南許注異同詁》，俞樾的《諸子平議》，王先謙的《莊子集解》，郭慶潘的《莊子集釋》，章炳麟的《莊子解故》，都是名著，特別是章炳麟的《齊物論釋》，以佛氏唯識家言解莊，比起以前如釋德清等以佛解莊，無疑是后來居上。其它藝術方面，屬于學術領域的，如釋道濟《苦瓜和尚畫語錄》、惲恪《甌香館畫跋》之于畫，馮班《鈍吟書要》、包世臣《藝舟雙楫》之于書法，卓然成一家言。至于屬于雜家雜考范疇的，自顧炎武《日知錄》以后，著名的如閻若璩《潛丘？記》、王懋？《白田雜著》、《讀書記疑》、趙翼《陔余叢考》、錢大昕《十駕齋養(yǎng)新錄》、王鳴盛《蛾術編》、王念孫《讀書雜志》、姚鼐《惜抱軒筆記》、桂馥《札樸》、俞正燮《癸已類稿》、孫詒讓《札？》、陳澧《東塾讀書記》等，幾乎數之不盡，使研究者感到有《大智度論》所云“如人寶山，自在取寶”之樂。對清代學術，就謬見所及，作了如上平議。承學之士，如果大體上要求通曉各別具體內容，那就得要有專門書籍為之導航?，F在南開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趙永紀等同志，有鑒于這種需要的迫切，毅然擔負起這一重任，編寫《清代學術辭典》以餉讀者。通過辭典這一特殊形式，能使門類齊備，項目分明，釋義正確，便利于讀者的檢索，這一切，編寫者愉快地做到了。這書的出版，是學術界的福音，何待煩言。諸同志問序于余，拉雜書此，聊當引隍，若說是老馬識途，則我豈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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