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四人幫”倒臺后,史學界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正如我們所了解到的,不僅“中國歷史中的儒法斗爭”的主旋律遭到擯棄,而且對孔子的批判也降了調。有幾次在預料到我會持否定意見的情況下,他們還特地邀請我去評論儒法斗爭。如同我們的中國同行現在看到的,在“四人幫”控制下(特別是從1973年到1976年),中國史學研究的學術規(guī)范已完全遭到破壞,史實受到全面地、有組織地歪曲和纂改。“四人幫”的“那伙史學家們”對中國歷史并無興趣,他們是用歷史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鬃酉仁桥c周恩來掛鉤,接著是鄧小平,最后是華國鋒。秦始皇與毛澤東,漢代的呂后和唐代的武則天與江青,法家與“四人幫”及其追隨者,儒家與部分老一輩革命家,也都劃上了等號。因此,“影響史學”一詞被用來描述“四人幫”直接影響下所出版的“歷史”著作的特征。
反“影射史學”運動幾乎在“四人幫”垮臺后就立即開始了。據我所知,“影射”一詞最早見于1976年10月份那期《歷史研究》。自從“文革”后期復刊以來,《歷史研究》一直受那伙人牢牢控制。這份專業(yè)刊物呈現出非常嚴重的癥狀,大多數文章采用影射方式。正如一篇簡要評論所批評的:“(那伙人)借古諷今,影射比附,弄虛作假,斷章取義?!痹谖覀冊L問中國時,這場運動正有聲有色地進行著。從私人交談中,我得知“四人幫”在北京、上海有兩個聲名廊籍的寫作班子,分別以梁效(與“兩?!敝C音)和羅思鼎(與“螺絲釘”諧音)為名發(fā)表文章。有些人對濫用影射史學也負有很大的責任,其中,楊榮國、趙紀彬、周一良、劉大杰尤值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