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蘭兌斯和韋勒克曾先后明確表示，要寫以文學英雄為主體的文學史，但在具體操作時，卻采取了折中的態(tài)度，將個體情狀與群體風貌有意識地結合起來。在當代中國學界，藍棣之在其專著《現代詩的情感與形式》中也如此實驗過。作者認為，比起以往的、實際上至今仍在盛行的、一般性地描述文學群體風貌的文學史來，這已是大大推進了一步。作者只感興趣于文學史中的“英雄個體”，而對那些由文學凡夫堆積起來的“堆沙包”之類的所謂的文學史則表示出“興”冷淡。大家想想，同屬于人們常說的“自由詩派”里的胡適與郭沫若，“象征詩派”里的李金發(fā)與戴望舒，“格律詩派”里的朱湘與徐志摩，“九葉詩派”里的穆旦與鄭敏，“七月詩派”里的曾卓與牛漢，“朦朧詩派”里的北島與梁小斌，他們的風格各異，呈現出迥然不同的詩歌特色，但習慣上人們卻偏好把他們放在一起，強調他們彼此問淡得幾乎沒有的文學共性，這又是多么的勉強和乏力??！文學是非常強調個性的東西。張揚文學個性并保持其原貌才是文學史寫作的真正使命。所以，從根本上，作者厭惡只一味強調“流派”、“群體”、“集團”之類的文學史。作者總固執(zhí)地認為那是些不痛不癢的“大路貨”。謝冕也將其蔑稱為“一般性著述”。由于疏于對文學史事的細讀，人們總是無鑒別地“前接受”文學史上的一些“定論”，并將其作為自己邏輯思辨的起點和依據。殊不知，這些“定論”其實是文學史家與其置身的那個時代意識形態(tài)的權力話語之間“合謀”的結果。比如，人們一提到胡適，就會樂此不疲地談論他的《蝴蝶》、《鴿子》之類的半文半白的白話詩，并認為它們就是胡適新詩寫作的經典，還習慣地推導出以胡適為龍頭的白話詩寫作的幼稚，以之證明新詩永遠在向前發(fā)展。但是，如果你重新通讀胡適的白話詩，就會發(fā)現：他本人最喜歡而一直被人有意或無意地遮蔽的《十一月二十四夜》，是多么好的一首白話詩??；進而，如果你選出它來作為胡適白話詩寫作的經典，將會得出白話詩寫作成就較高的結論。這表明，重新選出新詩經典，重新勘定新詩史的版圖，從?？碌摹爸R考古學”角度出發(fā)，才能推動我們沉重的、早已休眠了的文學史思維，徹底打破如北島所不屑的文學史寫作慣用的伎倆——“危險的平衡”，恢復文學史原本就具有的生機和活力。文學史是由一個個文學英雄共同創(chuàng)造出來的。作者的這本小書就是以一個個詩歌英雄為主體，來研究20世紀中國新詩的主流狀貌及其流向；以個人來呈現主流，而非以主流來附帶個人。它與現今不少有識之士強調文本細讀異曲同工。在撰寫詩歌史時，我們應該著力于“詩人細讀”，只有這樣方能回到詩的歷史現場及其主體，重現詩歌發(fā)展歷史的原貌和脈絡，揭示其真相。需要說明的是，在這里，作者所選擇的詩歌英雄與作者對新詩的讀解和多年來培養(yǎng)的詩歌趣味密切相關。書末附錄兩篇文章的用意，一是為了進一步突現本書文本細讀之特色，一是為了彌補本書在選擇對象上的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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