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西族與藏族歷史關系研究

　　中華民族是由多民族構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tǒng)一體，在歷史的長河中，形成了凝聚力很強的中華民族這一整體，56個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了偉大的中華文明。在特定區(qū)域內形成的各少數(shù)民族之間的關系，是中華民族關系史的重要構成部分。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一些少數(shù)民族之間的關系，對這一區(qū)域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諸方面的格局和個性的形成都產生過重大的影響，是推動歷史發(fā)展的重要動力。而這種少數(shù)民族之間的歷史關系，構成了中華民族關系史的豐富性和多元性。這種研究首先需要對各民族之間過去和現(xiàn)在的關系作深入的專題和個案研究，只有建立在這種眾多的專題和個案研究上得出的結論，才是最有說服力的。在我國學術界，歷來對歷史上漢族和少數(shù)民族的關系是研究得比較多的，但對中國少數(shù)民族關系史的研究則還顯得十分薄弱，特別是對具體民族之間關系的研究成果更是鳳毛麟角。本書對歷史上納西族和藏族關系的研究，即是在這一薄弱領域里的一個嘗試。繁衍生息于中國西南部的藏族和納西族是兩個有著豐厚的文化遺產和突出的文化個性的民族，它們都曾在歷史上扮演過重要的角色。這兩個民族之間的歷史關系，成為中國西南民族史和地方發(fā)展史上的重要篇章，成為推動當?shù)亍安桉R古道”上經(jīng)濟和文化交流的關鍵動力之一。至今，國內藏學界和東方學界把東巴教視為解開藏族早期苯教之謎的重要線索。研究這兩個民族的歷史關系，對研究中國民族關系史、西南地方史、民族史以及“藏彝走廊 ”上各民族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交流和整合，都有重要的意義。迄今國內外對納藏兩族的歷史關系有過一些零星的研究，但多側重于某一方面，如西方學者對苯教和東巴教的比較研究，中方學者以單篇文章概論兩族關系等，但至今尚沒有比較系統(tǒng)和全面的研究論著。本書即從政治、宗教、文藝、民族融合等方面，對納藏兩族的歷史關系作一個初步而有系統(tǒng)性的探研。本書在寫作中遵循了如下原則：由于歷史上與納藏關系相關的歷史文獻資料（包括漢文和藏文）連貫性的欠缺，以及由于歷史上紛紜復雜的政治變動和社會變遷因素，在兩族的關系史上，有著交流相對頻繁與相對阻隔的不同歷史階段。因此，本文對歷史上納藏關系的研究，將不遵循傳統(tǒng)的按朝代順序逐一論述的“民族關系史”模式，而是采取從政治、經(jīng)濟、宗教、文學藝術、民族融合等方面分別探討兩族關系的方法，每一模塊的內容又盡量貫穿以歷史發(fā)展的脈絡。在論述中分重點，對兩族關系史上特別重要的歷史階段，本文將著重闡述；對于兩族關系史上的具體內容，本書也根據(jù)資料的多寡和歷史實際有所側重，比如論述到兩族文化上的關系，本書將對兩族交流、交融最多的宗教現(xiàn)象有較多的論述。本書分為以下幾個部分：一、同源異流的兩族關系探討。重點對川西和滇西北納藏兩族聚居地區(qū)所發(fā)現(xiàn)的石棺葬進行了論述，考釋它與納藏兩族的歷史淵源關系。論證了川西和滇西北的石棺葬與作為藏族、納西族先民重要組成部分的牦牛羌白狼部落和苯教有密切的關系。另外，通過對古羌人首領無弋爰劍與納藏兩族的關系、古羌人與納藏兩族的宗教信仰、民俗、古籍和傳說等的比較研究，論證了納藏兩族源于古羌人的歷史源流關系。二、納藏兩族歷史上的政治關系。筆者基于唐、明兩朝是最為集中地反映了納西族和藏族歷史上密切的政治關系的事實，結合當時中國的政治背景，從多方面論述了在這兩個時期中兩族之間的政治關系；從兩族之間的戰(zhàn)爭、友好關系、兩族政教上層之間的交往、政治制度的相互滲透等，闡述了兩個民族如何在紛爭和矛盾沖突中又不斷地推動著相互之間文化和經(jīng)濟的交流，增進兩族之友誼的歷史事實。三、納藏兩族歷史上的宗教關系。宗教是納藏兩族文化交流史上最突出而有特點的內容。本部分從唐時期吐蕃苯教對納西族的影響，苯教與東巴教 的比較研究、敦煌吐蕃文書與東巴古籍以及東巴教古畫《神路圖》的個案比較研究、藏族佛教不同教派對不同地區(qū)納西社會的影響以及納西族木氏土司對藏傳佛教的貢獻等，比較全面地論述了兩族歷史上在宗教文化方面的密切關系。四、納藏兩族歷史上的商貿關系。這一部分通過歷史上非常突出的納藏貿易，從一個重要方面透視納藏兩族歷史上的經(jīng)濟關系。本部分論述了從唐代到近現(xiàn)代兩族的商貿交流，重點論述了從清代到民國年間發(fā)展繁榮起來的 “茶馬古道”上的納藏貿易，分析了兩族貿易的特點、制度、習俗以及納藏貿易對促進兩個民族友好關系所起的歷史作用。五、從文學藝術和語言的角度看納藏關系。本部分從文學、歌舞、繪畫、語言等諸多方面論述了納藏兩個民族歷史上的文化交流。重點從與納藏關系密切相關的藏族著名史詩《格薩爾王傳》的流傳和不同文本、流傳在川西、滇西北地區(qū)與納藏關系有密切關系的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故事、東巴教卷軸畫中的納藏文化交融、麗江壁畫中的藏傳佛教文化內容和藝術風格，以及歌舞、語言中的納藏文化交匯等方面，論述了納藏歷史上豐富多彩的文化交流。六、納藏兩族的相互融合。本部分通過列舉滇川藏部分地區(qū)納藏兩族相互融合、同化于對方的實例，論述了歷史上兩個民族在密切的交往中所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族群結構。此章除了引用很多歷史文獻記載和民族志資料，還用作者在不同的地方實地調查的一些實錄個案，來更直觀地透視兩個民族的相互融合和政治、宗教、文化和社會習俗上的相互影響。本書的研究證明，納西族和藏族的歷史關系具有這樣的性質和特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這兩個同源異流的民族之間因各種復雜的原因，相互間有過劇烈的矛盾沖突，發(fā)生過你爭我奪的戰(zhàn)爭，但兩族之間一直有著政治、經(jīng)濟、宗教和文學藝術等多方面的密切交往；兩族人民在分分合合的矛盾斗爭中也錘煉出了深厚的友誼，形成了滇川藏地區(qū)納藏兩族之間文化、族體等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深厚的友誼、各自吸納互補的多方面交流，是貫串納藏兩族歷史關系的主線。本文除了論證上述反映在各個方面的納藏歷史關系的具體內容外，還可佐證以下幾個基本的觀點：在中華民族、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fā)展史上，不僅反映了人們常提到的“ 少數(shù)民族離不開漢族，漢族離不開少數(shù)民族”，同樣重要的一點是：少數(shù)民族也離不開少數(shù)民族。在特定歷史時期、特定區(qū)域內的少數(shù)民族相互間在矛盾斗爭中發(fā)展的關系，是促進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推動中華文明發(fā)展繁榮的重要動力。歷史上特定區(qū)域內不同少數(shù)民族之間的關系，是形成該區(qū)域社會和文化個性和特點的重要因素。納西族和藏族之間這種豐富多彩的歷史關系，對中國西南滇、川、藏毗鄰地區(qū)社會、經(jīng)濟和文化特點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許許多多類似納西族、藏族這樣歷史地形成的民族關系，構成了中華民族文明史、中華民族關系史的宏偉畫卷。在私有制存在的社會里，民族對抗和民族壓迫是不可避免的，歷史上各民族對地域和資源的爭奪、各自勢力的擴張等，必然導致不同民族之間的矛盾沖突。另外，在封建時代的中國，各個不同歷史時期中央王朝的政治制度、邊疆政策、民族政策既影響著各民族與中央王朝的關系，也影響著少數(shù)民族相互之間的關系。各個民族在矛盾沖突中又相互汲取各自在經(jīng)濟、文化上的長處，進行多方面的交流，各民族的和諧友好關系就是在不斷的矛盾紛爭中，逐步地建立起來的。我們不能因為歷史上納藏兩族有過沖突和戰(zhàn)爭、有過相互間的壓迫，就否定兩個民族之間歷史悠久的友好和諧關系；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因為納藏兩族在漫長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建立了血肉相連的友好關系，就否定歷史上兩族之間曾有過的矛盾和斗爭。很多國內外的歷史事實證明，民族之間的和諧友好關系常常是在經(jīng)過或長或短的矛盾沖突后逐漸地 建立起來的，即使在兩族之間有著頻繁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多方面交流的情況下，也難免還產生一些沖突。納藏兩族就是在這樣的矛盾沖突中逐步磨合，求大同存小異，最終建立起深厚的友誼與和諧的民族關系。我們應該對中國的民族關系持辯證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態(tài)度，只有這樣，才可能正確地認識中華民族的發(fā)展史和民族關系史。本研究在進行的過程中，始終遵循了筆者的導師何耀華教授所提倡的“ 歷史民族學”的研究方法，即將歷史文獻和田野實地調查所得的民族志資料結合起來分析問題。在文獻引證方面，在大量引證漢文史料的同時，也引用了很多納藏兩族的文字資料，以及西方學者撰寫的民族志資料；筆者還引用了中國很多學者的田野調查材料，也融進了不少筆者親自調查所得的第一手資料。本研究從中國民族關系史的角度來講，是一個微觀的專題和個案研究，但從藏族和納西族歷史上的關系這一角度看，則是一個宏觀的研究。其宗旨在于理出納藏兩個民族關系史上一條比較明晰的線索，深入探討一些比較具體的兩族關系史問題。在兩族歷史關系的研究上，需要做更為深入的專題研究。同時，筆者為避免宏觀研究中常常容易犯的空疏浮泛之弊，在文中亦作了一些較為深入的專題研究和個案研究，力圖達到一種宏觀與微觀相結合，從宏觀看微觀，又從微觀看宏觀的互動效果。

　　楊福泉，1955年生于麗江，納西族。文學學士，歷史學博士，博士生導師?，F(xiàn)任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長、云南通志館館長、中國民族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副會長。 多年來主要致力于民族學、民俗學研究。曾多次應邀德國、美國、加拿大、瑞典、意大利、埃及、泰國講學訪問。 學術研究之余進行散文創(chuàng)作，在報刊發(fā)表過數(shù)十篇。這本書是作者的第一本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