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著名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亞當·斯密的代表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出版于1776年。那時，正是英國資本主義的成長時期，英國手工制造業(yè)正在開始向大工業(yè)過渡，英國產業(yè)的發(fā)展，還在很大的程度上受著殘余的封建制度和流行一時的重商主義的限制政策的束縛。處在青年時期的英國資產階級，為了清除它前進道路上的障礙，正迫切要求一個自由的經濟學說體系，為它鳴鑼開道。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就是在這個歷史時期，負有這樣的階級歷史任務而問世的。這部書總結了近代初期各國資本主義發(fā)展的經驗，并在批判吸收了當時有關重要經濟理論的基礎上，就整個國民經濟運動過程作了較系統(tǒng)、較明白的描述。此書出版以后，不但對于英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直接產生了重大的促進作用，而且對世界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來說，恐怕也沒有過任何其他一部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著作，曾產生那么廣泛的影響。無怪當時有些資產階級學者把它奉為至寶。可是，歷史很快就把它的局限性和缺點錯誤顯示出來了?！≡谶@部書出版后將近一百年左右的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已開始逐漸由自由競爭階段進入壟斷階段，從此，斯密強調的自由而又自然的體制，已經失靈了；再往后不到半世紀時間，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登上了歷史舞臺，這一來，為斯密所強調的資本主義的永恒性，就遭到了徹底的否定?，F在，在這帝國主義日趨滅亡，社會主義革命不斷走向勝利的歷史階段，盡管一些反動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者，還在不同意義上強調著自由市場經濟，還在宣揚著資本主義的改造或再生，但作為資本主義成長時代的斯密的這部經濟學論著，早已沒有現實的意義，而只有政治經濟學史上的意義了?！×袑幵涍@樣指示我們：“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眮啴敗に姑艿摹秶褙敻坏男再|和原因的研究》，究竟在政治經濟學史上有了怎樣的貢獻，他通過這部書比他的前輩提供了哪些新東西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先要了解他所處的時代對他提出了怎樣的經濟問題?！〗Y本主義經濟生活，是從重商主義時代開端的。這種經濟生活，一開始就要求回答財富是什么，財富的來源是什么，以及財富怎樣才能迅速積累這些基本問題。重商主義首先對這些問題作了解答。對于他們的解答，先后持有不同意見的，有英國啟蒙經濟學者如配第、洛克等，特別是有法國的布瓦基爾柏，以及重農主義者魁奈、杜閣等。經濟學者創(chuàng)立一種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運動的基本理論，首先要看他所在社會或國家的國民經濟的發(fā)展，是否容許他作較全面的觀察，斯密的上述那些先輩經濟學者還缺乏這樣的條件，而斯密正處在資本主義成長時期的英國，他就有可能在其先輩經濟學者的理論基礎上就那些問題提出一些新的見解。 當重商主義者根據他們所在社會的商品流通上的實際需要，憑直感來強調財富只是貨幣，只是金錢的時候，啟蒙經濟學者配第、洛克曾經歷了一番相當曲折的努力，才從那個成見中解脫出來；可是后來的重農學者，一方面很正確地論證包括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勞動生產物是財富，但同時他們卻不把同樣是勞動生產物的貨幣或金銀看成是財富。直到亞當·斯密，才在這些爭論的基礎上，從現實經濟生活運動中概括出貨幣是社會總資財的一個構成部分，或只是其中一個構成部分的結論?！≡谶@個結論里，就包含了社會財富的來源以及財富如何積累的問題。如果財富主要不是貨幣，不是金銀，那么財富的來源，就主要不是金銀礦山，不是富有金銀的殖民地，它也不是得自貿易順差。啟蒙經濟學者配第最先強調財富來自自然與勞動，但他對于這兩者在生產上的關系沒有交代清楚；重農主義者著重強調使用價值，認為財富來自生產純生產物的農業(yè)勞動；亞當·斯密卻從商品價值形成的角度出發(fā)，在其著作中開宗明義第一句，就撇開自然這個因素，從而論證說“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并且他所說的勞動，帶有一般性，打破了重農主義者所設定的農業(yè)勞動那個狹窄圈圈。在斯密看來，社會財富來自勞動，社會財富的增長，不單是取決于參加生產的勞動量，而更重要的是取決于更大的勞動生產率；對于資本主義社會來說，勞動的生產性，表現在它不只為勞動者本身生產作為勞動力價格的工資，還為資本家的資本生產利潤，為地主提供的土地生產地租。后面兩種收入，都是從勞動者生產的生產物或其價值中扣除下來的。在這里，我們看到了：第一，他把勞動看成商品價值的普遍的正確尺度，認為“只有勞動，能在一切時代，一切地方，比較各種商品的價值”；第二，他把資本主義生產看成是價值和剩余價值的生產；第三，他還把資本主義社會三大階級構成的生產關系看成是流通分配關系所由決定的基礎，而價值論則被看成是分配論的根據。在所有這些體現著勞動價值——剩余價值學說的基本論點中，特別是依據這些論點對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運動或其資本積累過程所作的全面系統(tǒng)的論述中，他確實提出了他的一切先輩經濟學者所沒有提出的一些新的東西?！∪欢捎陔A級地位的限制，加上當時還不夠充分發(fā)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條件，斯密不能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歷史過渡性有一個正確的了解，他一直認為資本主義是合乎人性、合乎自然的，只要改變一些阻礙它發(fā)展的人為的不自然的社會經濟措施，如撤消過時的基爾特制和重商主義限制政策等等，讓每個人以他的勞動或資本，與任何其他人一道參加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就會自由而自然地建立起來，并永遠發(fā)展下去。他并且認為，個人天生是為自己的利害打算的，只要不妨害他的自由競爭，他個人由此獲得的利益愈大，社會就會愈富有。這個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的錯誤認識，使得他停留在這樣的限度內：“它從批判封建的生產形式和交換形式的殘余開始，證明它們必然要被資本主義形式所代替”，在這個意義上去確立上述那些有關價值——剩余價值的比較正確的論點；一碰到資本主義本身矛盾問題，在那個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就再也不能前進了。由他的階級觀點決定的這個二重的方法論，即一方面為內部聯系的考察，一方面又為外部現像的考察的方法論，就使得他的每一個正確論點都表現為半截的、半途而廢的、充滿了矛盾的東西。比如單就最有關鍵性的勞動決定商品價值這個論點來說罷，他一方面主張商品價值是由生產所費的勞動量決定的，但在有些場合，他又強調商品價值是由商品在交換中所能獲得的勞動量來決定；他一方面說商品價值分解為工資、利潤和地租，在這個命題中，錯誤還只在于漏掉了不變資本；可是在其他場合，他又強調商品價值是由工資、利潤和地租所構成，這就不只是漏掉了不變資本，并且使在前一場合中還是確定的商品價值，到這里竟變成為極不確定的了。不只是關于商品價值的說法，而且關于貨幣的職能及其產生過程的說法，關于資本積累的說法，……都顯得是正確的與錯誤的，科學的與庸俗的論點雜然并陳。關于這點，我們除了就他的觀點方法來說明外，還須很好地領會馬克思就斯密的矛盾的價值學說所作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評價，他說：“我們在亞當·斯密的書中不但看到關于價值概念的‘對立見解的痕跡’，不但看到兩種，而且看到三種，更確切地說，甚至四種尖銳對立的關于價值的看法，這些看法在他的書中相安無事地并存和交錯著。在政治經濟學的創(chuàng)始者那里，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他必然要摸索、試驗，同剛剛開始形成的觀念的混亂狀態(tài)進行斗爭……”。至于他在討論分配問題時所表述的社會三大階級之間的比較樂觀的和自然調和的傾向，這也是由于當時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斗爭還處在初級階段，資本家階級與地主階級間的斗爭還不像產業(yè)革命以后來得那樣尖銳的緣故；這與后來庸俗經濟學者一味宣揚階級調和謬論來掩蓋已經非常激烈的階級斗爭的現實，是有所不同的。總之，斯密的這部經濟學論著，從其剖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方面來看，是無疑存在著不少矛盾和錯誤的庸俗論點的，但作為成長過程中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學代表著作來看，它確實表現出許多科學成分，是在批判以往經濟理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科學研究成果。由于這部書在他的研究方法上，都分別表現出了正確與錯誤、科學與庸俗的兩重特點，它對后來政治經濟學的影響，也是兩方面兼而有之的?！≡谶@部書出版以后不久，受到產業(yè)革命推動的英國手工制造業(yè)，以極快的速度向著大工業(yè)發(fā)展，同時，資本主義制度的內部矛盾也開始暴露出來了。李嘉圖繼斯密之后，把勞動價值學說，把建立在勞動價值學說上的分配學說，引到一個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的學者再也不能逾越的境界。李嘉圖的代表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出版于1817年；在二十年代，曾有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利用李嘉圖的分析來宣揚他們的社會學者。到了四十、五十和六十年代，馬克思就在繼續(xù)努力批判和吸收整個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了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政治經濟學。后來恩格斯和列寧都把古典經濟學，把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與剩余價值理論看作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來源。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日益發(fā)展，暴露了它的內部矛盾，隨著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斗爭的發(fā)展，隨著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傳播，資本主義制度的統(tǒng)治日益動搖了；于是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后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就極力回避斯密學說中的正確的論點，并極力利用其中的錯誤的庸俗的論點來詆毀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到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工人運動中已經取得了支配的地位，于是，以反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相標榜的奧地利學派及其在英美各國的變種，都把反對古典經濟學，或更確切地說，都把反對古典經濟學理論中的科學成分，作為反對馬克思經濟學理論的一個間接手段。關于這一點，我們只要看從龐巴維克直到凱恩斯，是怎樣反對亞當·斯密和李嘉圖就夠了。當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者為了反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惜猛烈攻擊其先輩經濟學者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古典理論的時候，我們?yōu)榱撕葱l(wèi)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了從歷史發(fā)展上增進我們對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解，對于斯密乃至李嘉圖的經濟學說，應該科學地對待，重新介紹他們的經濟學說，是有其現實意義的。 十九世紀末年，中國維新派人物嚴復，就曾將這部書以效法亞當·斯密把他的“富其君又富其民”當作國策，獻給英王的精神，來獻策于光緒皇帝的，冀有助于清末的維新“大業(yè)”。但他這個以《原富》為名的譯本，在1902年出版以后卻不曾引起任何值得重視的反響。這當然不僅是由于譯文過于艱深典雅，又多所刪節(jié)，主要是由于清末當時的現實社會經濟文化等條件，和它的要求相距太遠了。到1931年，我和郭大力同志，又把它重譯成中文出版，改題為《國富論》，我們當時重新翻譯這部書的動機，主要是鑒于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后，在中國已經沒有什么資本主義前途可言。我們當時有計劃地翻譯這部書以及其他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論著，只是要作為翻譯《資本論》的準備，為宣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做準備。我們知道《資本論》就是在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特別是在批判亞當·斯密、李嘉圖等經濟學著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于亞當·斯密、李嘉圖的經濟學著作有一些熟悉和認識，是會大大增進我們對于《資本論》的理解的。事實上，我們在翻譯《資本論》的過程中，也確實深切感到翻譯亞當·斯密、李嘉圖著作對我們的幫助?！顿Y本論》翻譯出版以后，對于我們來說，翻譯斯密的《國富論》的歷史任務已算完成了。 全國解放以后，人民出版事業(yè)要從社會主義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來進行全面安排了。商務印書館為了有計劃有選擇地翻譯介紹世界各國哲學社會科學名著，曾多次向我們提出《國富論》譯本的重新校訂問題。這個譯本已經出版三十五年了。其中有些地方沒有把作者的原意明確表達出來，有個別地方還有錯誤，此外還有不少的語法詞匯需要斟酌統(tǒng)一。經陳福生、陳振驊同志校改，譯本頗有改進。但其中仍不免有錯誤的地方，應由我們，特別是應由我來負責?！〈舜涡Ｓ啎r，將譯名由《國富論》改按原著全稱譯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王亞南1965年5月于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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