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將負量概念引入哲學的嘗試》（ Essay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Negative Grandeur in Philosophy）中，康德設想了一個有十分程度的吝嗇、而又力爭十二分程度的兄弟之愛的人，與另外一個有三分程度的吝嗇并且有能力達成七分程度慷慨目標的人——而這個人只做出了四分程度的慷慨行為——相對比。他得出結(jié)論，雖然按照行為來衡量——二比四——前者不可辯駁地要比后者低劣，但實際在道德上，他比后者更為高尚。我們或許應該使用一種類似于此的算術式的價值評估來評判科學著作……社會科學明顯是處在一個有十分程度的吝嗇的陣營里，而且，如果我們知道如何以康德的方式來將它們必須克服的社會力量的因素考慮進來，我們無疑就能夠更為準確地對它們的價值進行評估。當所討論的問題是一個其影響遍及所有社會科學學科的特殊目標時，這一點就更確真無疑了。這種特殊的目標，即語言，是整體性的和不可分割的，在索緒爾的研究中，它是通過對其所有內(nèi)部社會變量的排除而建構起來的；或者按照喬姆斯基的觀點，它是由賦予語法的形式屬性以優(yōu)先權——這種優(yōu)先權損害了功能性限制——而建構起來的。因此，推導出這一事實的所有結(jié)果就成為必要了；而這些則被語言學家和他們的模仿者強有力地壓制了，以致如《普通語言學教程》所斷言的，“語言的社會屬性是其內(nèi)部特征之一”，并且社會的異質(zhì)性都包含在語言之中。必須要解決這一問題，同時還必須清醒地意識到這一事業(yè)當中所包含的風險，這種風險并非是顯而易見的粗糙，因為對這種粗糙可以進行最為嚴格的分析；這種分析能促成被壓抑之物的回升，但這也是它受到指責之處。簡而言之，我們必須在接受一種較低的區(qū)分性（distinction）利潤的同時，選擇為真理付出較高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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