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與科學

　　這本《宗教與科學》，是羅素1935年的作品。出版的當時，就頗引人注目，到五六十年代，已多次再版，仍很風行。在羅素去世十年之后，再來讀一讀它，還是饒有興味。羅素是眾所周知的唯心主義哲學家，但他不信上帝，對宗教神學持否定態(tài)度，他是一個非宗教主義者。羅素在這本書中，歷述了自文藝復興以來，科學與神學的沖突和斗爭，每次斗爭的結(jié)局，總是科學戰(zhàn)勝神學。宗教雖然始終不渝地為神學辯護，但它在科學進步面前，不得不一步一步退卻，為上帝存在的論證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進行修飾和補綴。羅素的文采是負有盛名的，他的文章寫得深刻而生動，機智又雄辯，他批判宗教神學的一些文章，很可以借用來作無神論宣傳的材料。商務印書館最近還出版了羅素另一本批判宗教的書：《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這是一本文集，收集了羅素從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十五篇文章，和本書可以參照閱讀，對羅素的非宗教思想會有更全面的了解。列寧主張利用十八世紀老無神論者的作品，對千百年來深受宗教愚弄的群眾，進行無神論的宣傳教育，看來唯心主義哲學家批判宗教神學的書，也不是不可以利用。我們對羅素這本書抱有興趣，主要也在此。當然，羅素終究是唯心主義者，他對宗教神學的批判是不徹底的。羅素對宗教辯護者提出的“科學是不夠的”、“科學不講價值”一類說法，承認是對的，羅素說，“價值”問題確實不屬科學探討的范圍，而且他還進一步說，“價值”問題首先不是知識范圍的問題，因而它不是憑理智可以解決的。在羅素看來，科學只講真?zhèn)?，不管善惡，涉及“價值”一類倫理問題，是沒有客觀標準的。人們對價值持不同的看法，和人們對食物有不同的口味一樣。既然科學管不了“價值”、“善惡”一類倫理問題，在這些問題上沒有客觀標準，也就是說倫理學不能成為一門科學，那么，宗教就有存在的余地和必要了。在這一點上，羅素和康德一樣，限定知識的范圍，給信仰留下地盤。羅素對科學的進步，持悲觀主義的看法，雖然他肯定科學每戰(zhàn)勝神學一步，就給人類帶來一分幸福，減少人的“天生野蠻性”，但科學的發(fā)展，也給人類帶來殘殺手段更為厲害的戰(zhàn)爭災禍，而且發(fā)展的趨勢，將是愈演愈烈。人們在戰(zhàn)爭災禍面前，遇到許多倫理方面的問題，這是科學本身解決不了的問題，因此，在這一點上，科學又恰恰給宗教的存在創(chuàng)造了條件。羅素還認為，科學發(fā)展的本身，就向科學的決定論提出了挑戰(zhàn)。他指的是量子力學關于微觀粒子在特定情況下可以自由選擇運動方向的問題，微觀粒子的運動的不確定性使決定論在論證上出了漏洞，給意志自由論和宇宙目的論的論證開了方便之門。羅素認為，在理論上對決定論和意志自由論都可以駁難，各自在理論上的論證都不能自圓其說，因此，羅素說這二者都是形而上學，都不是科學可以證實的問題。顯然，這樣又給宗教留有余地。當我們讀到羅素對宗教的批判和他對科學的尊崇的論證時，覺得這位哲學家還是很可愛的；可是到頭來，他又說了對科學的發(fā)展頗為喪氣的話，對宗教神學的批判陷于虎頭蛇尾的境地，令人不能不為之慨嘆。其實，從這里正好看出，保持正確思想的一貫性和徹底性，必須具有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羅素作為唯心主義者，其結(jié)局只能是如此。羅素在描述科學與宗教的沖突和斗爭中，是沒有多少社會內(nèi)容的，他把宗教在科學進步面前的退卻，描繪成宗教逐步由思想統(tǒng)治趨于寬容了，以致宗教在今天對科學的發(fā)展已經(jīng)沒有什么束縛和妨礙，中世紀殘暴的宗教裁判早已成為歷史的陳跡，似乎宗教已是無害的東西。而在倫理、道德領域，將是宗教長期活動的場所，并將成為它永世居留的避難所。所以，羅素在本書的結(jié)尾里，干脆直言不諱地說：“這種比較老的宗教已變得純凈而且在許多方面有益”。既然，宗教和科學可以各得其所，和平共處了，為什么羅素又要翻開歷史舊賬，重來評說一番科學與宗教的沖突和斗爭呢？這就要說到羅素寫作本書的意圖所在。羅素這本書寫于1935年，其時德國法西斯已經(jīng)上臺，羅素對蘇聯(lián)的無產(chǎn)階級專政素懷恐懼，他把斯大林和希特勒相提并論，把社會主義制度的蘇聯(lián)和法西斯德國等量齊觀，認為這兩個國家實行了史無前例的“思想統(tǒng)治”，是比傳統(tǒng)宗教還要厲害的“新宗教”。于是，羅素大聲疾呼，要人們警惕中世紀的黑暗統(tǒng)治再一次降臨人間。在羅素的作品里，對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攻訐，是屢見不鮮的，這是羅素的階級立場所決定的，我國的讀者對此不難識別。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羅素在批評“新宗教”中，有一個論調(diào)，他說：科學的發(fā)展必須允許自由討論，壓制不同的觀點，就會窒息科學，就會堵塞認識真理的道路。這個說法當然是對的。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科學文化政策，正是根據(jù)真理發(fā)展的規(guī)律制定的。至于在三十年代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蘇聯(lián)，乃至包括我們在建國后的某些年代，在科學文化政策上犯有錯誤，那是實際工作中的問題，而羅素以此攻訐社會主義制度、無產(chǎn)階級專政是“新宗教”，是完全錯誤的。對羅素來說，這是他的階級偏見，對我們自己來說，自不存在這種誤解。

暫缺《宗教與科學》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