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玉之光：中國史前玉文化論考

　　2002年末至2003年初，一場“非典”災(zāi)難在我們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突然迎面撲來，我對這場來勢兇猛的瘟疫毫無認識，照常過著我的“離而不休”的緊張生活。4月23日，從鄭州機場登上返京的班機，剛剛坐下不久，便收到一份“健康登記表”，這時才感到形勢嚴峻了。回京之后，形勢果然不容樂觀，北京已成為“非典”重災(zāi)區(qū)，北京人亦被視為傳染源，成為“不受歡迎的人”，已不能到各地隨意旅游，當然也不能像平時那樣到四處去出差、考察了。我只好自覺地將自己封閉在家中，足不出戶，但終究無法適應(yīng)這種無所事事的生活。人閑下來了，頭腦卻閑不住，二十余年在研究玉器和玉文化過程中積累下來的一個個謎團，像一鏈條似地縈繞于腦際。我隨即將這些謎團逐一記錄下來，諸如“玉亦神物也”、“巫以玉事神”、“黃帝食玉膏”、“播‘玉榮’于鍾山結(jié)出‘瑾瑜，，山川鬼神為食為饗”、“玉石分化”、“玉石之路”、“神徽”、“神徽——太陽神”、“工藝痕跡”、 “玉美學”、“玉神學”，還有“玉璧是否為貨幣”、“玉璧乃‘大片肉也，”等等，這些問題在我的腦海中不斷浮現(xiàn)，此起彼伏，使我不得安寧。上述一系列問題都是浮在科研層面上的老問題，是些硬骨頭，不太好啃，所以長期以來沒有得到解決。此中確有主觀認識問題，甚至也可以說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沒有找到一團亂絲的頭緒，無頭緒便無從入手解開謎團之結(jié)。另一方面，諸多客觀因素也影響到問題的及早解決。當今，寶玉石行業(yè)、收藏界和傳媒部門都需要像我們這種“離而不休”的人為其服務(wù)，因要求過多，頻率過高，確實令人難以應(yīng)對，從而占用了我們的大量時間和精力，使得專題研究工作時斷時續(xù)，難以為繼。在這種情況下，思緒混亂，心境不寧。這種讓人“苦不堪言”的狀況到了去年抗“非典”期間卻大為改觀，在近乎與世隔絕的境況下，外界的干擾大為減少，誠如老子所言“禍兮福所倚”，我便因禍得福，獲得了幾十年來從未有過的寧靜寬松的環(huán)境和充裕的時間，得以潛心思考我的研究方法。我一向主張文物工作者必須堅定地走文物與文獻相結(jié)合的研究道路，但是長期以來由于主觀、客觀兩方面條件都不成熟，便始終沒有將兩者結(jié)合得恰到好處。歸根結(jié)底還是對文獻沒有吃透，更沒有消化，面對浩如煙海的文獻無所適從。我認為在研究、破譯出土史前文化玉器這一點上，其最佳文獻應(yīng)是《山海經(jīng)》，而不是《周禮》。魯迅先生考訂《山海經(jīng)》為“巫書”，這一判斷非常正確也非常重要，確實從其記載中可以找到巫覡以玉事神的影子。至于山水的敘說，有不少帶有巫覡信仰也就是原始宗教色彩的語言。我認為至少《山海經(jīng)》中關(guān)于黃帝食饗“玉膏”、鬼神食饗瑾瑜的記載，確是史前巫覡的玉神學觀的重要反映，雖不可信，但對破譯史前古玉之謎還是有一定參考價值或借鑒價值的。如果在破譯出土的史前古玉時不去利用《山海經(jīng)》記載中的有用成分，則不可避免地會誤入主觀揣測的歧途?；蛟S根據(jù)出土位置進行分析，能夠得出一種或幾種看法，但是永遠不能抓住史前玉器的內(nèi)涵和要害。此外，其他先秦古籍的有關(guān)文字以及甲骨、金文的研究成果，對破譯史前古玉也是十分有用的。其實，我國早已有不少學者利用古文獻相關(guān)記載和古文字學資料及其考證見解去詮釋史前古玉并取得一定成果，我不過是沿著先行者的腳印一步一步地前進，采用行之有效的以“巫書”釋史前古玉的科研路子及其成功經(jīng)驗而已。在這抗“非典”的二三個月內(nèi)，我率先寫成了《玉神物解》，接著撰寫《玉巫像辨》、《“一目國”玉人面考》、《玉神器說》、《中國五大玉資源的探討》、《中國史前玉文化板塊論》、《“玉石之路”的布局及其網(wǎng)絡(luò)》、《中國古代玉器探源》、《中國玉的文化內(nèi)涵及其定義》、《玉之美探微》、《關(guān)于玉琮王“凹孤痕”的思考——探討早已泯滅的玉卜兆與玉契刻》、《鬼玉考》等論文。為了9月25日下午舉辦的奧運論壇的玉文化論壇，又撰寫《古老而又年輕的中國玉文化》一文。2004年上半年，又撰寫了《巫 ·玉·神泛論》、《玉儺面考》、《史前玉璧名實辨》、《史前和田玉神靈論》、《巫·玉·神簡論》、《巫-玉-神整合模式論》等6篇。上述論文中的一部分先后于《中國文物報》和《故宮博物院院刊》、《考古與文物》、《東南文化》、《中原文物》、《考古》以及《南都學壇》等報刊上發(fā)表。這19篇有關(guān)史前玉文化論考性的文稿，都是按照文物與文獻相結(jié)合的原則，力爭以古文獻提供的可靠史料和信息為依據(jù)，以破譯二十余年來出土的史前玉器的疑團。其實，運用先秦古籍的記載以破譯出土的史前玉器的研究工作已興于20 世紀80年代，譬如，由風胡子所說的黃帝之時“以玉為兵"而引申出“玉器時代”；從《說文解字》釋“靈”為“巫以玉事神”，并結(jié)合大量古籍記載以釋出土的玉琮的歷史意義（詳見張光直：《談“琮”及其在中國古史上的意義》）；還有玉璧“神鬼食品說”（臧振、潘守永：《中國古玉文化·三· 璧功能研究》）等等。這條道路是當代杰出的歷史、考古學家在20世紀80～9 0年代開辟的，為文物、考古界運用古籍資料來考證出土史前玉器樹立了良好的榜樣。遺憾的是我們古玉研究界對上述治學原則和科學方法沒有很好理解，也沒有落實在行動上，這就是我國古玉研究不能深入也不能提高的癥結(jié)所在，這是值得我們認真反思的。正如上述，20世紀以文獻記載詮釋出土史前玉器方面有了進展，取得了不少的成績，但是也存在著對古文獻的某些記載研究不夠的欠缺，其理解也停留在膚淺的層面上。譬如風胡子為楚王解說玉兵時，特別提到“夫玉，亦神物也”，這句話正像楔子似地硬嵌于“以玉為兵”的話句中間，所以往往不被人們理解而忽略，對其內(nèi)在意義視而不見。我認為從玉文化、玉學角度來看，“玉神物也”這句話比“以玉為兵”還重要。何以見之？因為這種說法是古文獻中所見的指出玉是神物、有著神學基因的唯一記載，指出了玉的獨特功能。玉是否是神物？有無神學基因？這是至關(guān)重要的問題。風胡子說黃帝時以玉為兵，那個時代玉的實用功能空前地提高，但玉仍是神物，玉在史前文化上崇高的神靈地位是不應(yīng)忽視的，同時，將一般的石頭遠遠地拋在后面，促使玉石分化上了一個新臺階，玉成為神物，而石仍是一般的可用作工具的材料而已。在抗“非典”期間，我首先將粗淺認識整理成《玉神物解》一文，對玉神物這一要領(lǐng)作出三點解釋：1．玉是神靈寄托之物體或外殼；2 ．玉是神之享物；3．玉是通神之神物，玉本身即是神（“物神”）。那么，用神物玉制成的玉器應(yīng)是玉神器，這與文明時代的以“瑞”、“器”為主體的禮器是不同的。另一重要內(nèi)涵是“巫以玉事神”，這一論斷由來已久，本是《說文》對 “靈”字的解釋，并不為人們所重視，但它提出巫、玉、神三者的垂直互動關(guān)系，巫事神必以玉，玉為巫、神間的中介，沒有玉，巫則不能通神，神亦不能得到巫的供享，可知對于巫以及整個部落來說，玉是太重要了。此中一個最為重要的字就是“事”字，事有奉、侍奉、服侍之意，如“不事王侯"（ 《易》）、“年長一倍，則父事之”（《禮·曲禮》），有下事上、子事父、臣事君、生事死之意。巫事神也有侍奉、服侍之意，其中亦有供奉、供享之意思在內(nèi)。所以“事”不同于祭祀之“祀”。也就是說巫以玉事神是以玉享神，即供神食饗是其主要目的。這就是巫用世間的人要吃飯飲水才能活命的道理，也就是人的生存基本規(guī)律來解釋神靈也要吃“玉”才能長生不老的原始的、樸素的神學觀?！渡胶＝?jīng)·西山經(jīng)》“鍾山”的文字可證實這種對巫事神的樸素理解。我認為，只要我們認真地把握“玉神物”和“巫以玉事神”這兩點，并以之破解史前出土玉器，就不會出現(xiàn)太大的偏差，假如一時還找不到文字證據(jù)，只要以返璞歸真的愿望努力恢復(fù)史前玉文化本來面貌為己任，相信史前玉器的破解工作便可迎刃而解。我堅信以“巫書”詮“巫玉”是破解出土史前玉器的最有效的藥方和良策。亦可將過去一段時間內(nèi)學者研究巫往往多限于文明時代的目光指引到史前巫的信仰系統(tǒng)和行為系統(tǒng)，以利于恢復(fù)其史前原貌。本文集所收2003～2004年所撰論文，都是遵循上述返璞歸真、以巫書破解巫玉的準則和愿望，對已發(fā)現(xiàn)的問題重新思考、探討、分析、研究，并提出個人的新看法和新見解，供學術(shù)界的專家、學者們參考。此外，在近年我還研究了有關(guān)地方玉材及其玉文化的資料，分別撰寫《甘肅齊家玉文化初探》、《丁沙地遺址出土“玉角”考》、《論和田玉在中國玉文化史上的重要歷史地位》以及《中國和田玉玉文化敘要》等5篇有關(guān)地域性的玉器和玉文化論文，也編入本文集中一并發(fā)表，以便促進地域玉器專題研究的進一步開展和不斷深化。玉文化學是一門尚不為人所知的嶄新的學術(shù)領(lǐng)域，同時，又是一個龐大科研課題，涉及地質(zhì)、礦物、工藝、史學、文獻、考古、宗教、美學等多種學科，需要各學科專家、學者們積極參與并共同合作，走向高層次的整合互動，方可取得成果。我個人僅僅以實物與文獻相結(jié)合的原則和方法，研究玉文化及破解一些謎團，得出粗淺的結(jié)論。因?qū)W識淺薄，專攻此重大課題確實力不從心，失實不確之處亦在所難免，望各位方家、學者不吝賜教。史前社會玉器往往由巫覡設(shè)計、雕琢并以器事神，從而推動了玉文化的第一個高潮的出現(xiàn)和形成，巫玉光輝普照大地，又為王玉之源泉、瑞器之根本，從而奠定了中華文明大廈的第一塊基石，故本集名為《巫玉之光》。書簽由我國著名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惠題，不勝榮幸，特向饒老前輩致以深摯的謝意。

　　楊伯達，1927年生于旅順市，1948年華北大學美術(shù)系畢業(yè)。曾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中國博物館學會副理事長、北京市人民政府科技顧問團顧問、北京大學考古系玉器碩士生導師，現(xiàn)任故宮博物院研究室研究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北京防衛(wèi)科技學院文物系顧問教授玉器學科帶頭人、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中國文物學會玉器研究會會長。四十余年來專攻藝術(shù)文物及美術(shù)史。研究領(lǐng)域較寬，側(cè)重清代院畫、玉器、金銀器、玻璃器、琺瑯器等專史。曾赴前蘇聯(lián)、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古巴、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澳大利亞、日本、新加坡以及香港、臺灣訪問考察或出席國際會議及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