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互濟的家園——昌溪：昌溪

　　人類歷史的發(fā)展充滿著辯證法。一方面，總是有新事物的出現(xiàn)沖擊著既定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tǒng)，推動歷史的進步；同時，這種推進的過程又并非回蕩著溫情脈脈的旋律，常常伴隨的是生命的殺戮、善良的破碎和美好的毀滅；但是，以善和美的犧牲為代價換來的又是更高層次上真善美的統(tǒng)一?？v觀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總的來說，它以其超穩(wěn)定的結構形態(tài)緩慢前行，但在某些階段、某些方面，它又經(jīng)受著或劇烈的爭奪、或反復的跌宕、或死水微瀾般的波動。造成中國封建社會局部的、階段性的、有限的變動，其外在和內(nèi)在因素不外乎三個方面：一是民族的爭斗；二是統(tǒng)治者自身的分裂；三是來自底層百姓的反抗。這三大因素的沖擊時大時小、時急時緩、連綿不已。誠然，那些充滿著血與火的吶喊呼號，最終湮滅在冰寂的歷史長河中，即使是改朝換代帶來的剎那社會外在結構的巨大錯動，迅速地也因漢民族傳統(tǒng)文化強大的內(nèi)斂力同化而回歸了正軌，沒能帶來中國歷史的煥然一新；但是，細觀那一次次社會結構的風云激蕩，其對社會某一階層、或對個體命運的強力扭曲和扼殺，對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心靈世界的震撼，以及由震撼而激發(fā)的心靈蛻變，充實和豐富著歷史的內(nèi)涵；并且，由這種心靈蛻變而爆發(fā)出的對生命更新的追求和創(chuàng)造，無疑又為外在歷史的發(fā)展增添了多姿多彩。發(fā)生在中國兩晉之間的“永嘉之亂”，唐代的“安史之亂”、黃巢大起義和兩宋之間的“靖康之亂”等，在撼動歷史秩序的同時，給世代生活在中原地區(qū)的衣冠巨族們以一次次沉重打擊，數(shù)百年間，成千上萬的中原士族為避戰(zhàn)火輾轉南下。當時這些門閥制度下的權貴們的窘境是可想而知的，他們不得不拋棄功名富貴、深宅大院而胡亂卷起一些細軟、譜牒、書籍倉皇逃離世居樂土，順著寒冷呼嘯的西北風向南，向南，渡過黃河，越過長江，再行幾百里，方找到一處高山屏蔽、林木掩映、遠離戰(zhàn)火的山清水秀之地可以歇腳喘息：：這就是徽州。源源不斷的中原士族猶如萬斛珍珠散落在這蒼翠濃郁的崇山峻嶺之中?；罩荼臼巧皆角G莽之地，自然靈氣十足而文化氣息微弱。中原士族們在清風拂面、碧水濯足后，必須面對現(xiàn)實重新考慮構建自己的生存和精神的家園。痛苦反省無疑是他們思考的主調(diào)：為什么會失去列祖列宗的樂土？如何才能恢復逝去的光榮與夢想？士族們大多出身權貴、養(yǎng)尊處優(yōu)、滿腹經(jīng)綸，由鐘鳴鼎食墜至狼奔豕突，背井離鄉(xiāng)，有大痛苦，更有大感悟。他們很快適應了現(xiàn)實，找到了對策：一是聚族而居，構建村落。生存是第一要務，必須讓血緣宗親合族而居，選擇“枕山、環(huán)水、面屏”的天人合一理想風水寶地構建村落，既解決衣食之虞，又抵御客地的兇險，同時能福蔭子孫。于是，胡姓建村于龍川、西遞，汪姓擇址于宏村，吳姓卜居于昌溪，羅姓定居于呈坎，曹姓立足于雄村，石姓落戶于石家，倪氏扎根于渚口，江姓聚族于江村……他們所選擇的皆為靈山秀水環(huán)抱，既適耕稼又合居住之地。二是重建宗法文化傳統(tǒng)。再大的苦難也動搖不了這些飽讀詩書的士族們對孔孟儒學的尊崇，必須讓等級有序的宗法倫理文化傳統(tǒng)一脈相承并發(fā)揚光大，“惟孝惟忠聰聽祖考彝訓，克勤克儉先知稼穡艱難”，“處世無欺，愛人以德，守分安貧，即是敬宗尊祖；持躬無助，任事惟成，明倫重道，便為孝子賢孫”。尊祖敘譜，敬宗建祠、修墓，睦族互助賑濟。這樣，在每個村有高大威嚴的祠堂，祠堂中有先祖容像和祖宗牌位，并珍藏有完整的族譜；有周全的祭祀禮儀；還有嚴苛詳盡的族規(guī)等來約束子孫，凝聚人心。三是強化崇文重教、光宗耀祖的道德激勵。生存是基本，制度是保障，發(fā)展是目的。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每個兒孫不僅自己要出人頭地，還要為家族掙得榮耀，獲得皇朝的恩榮；而要達此目的，“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讀書志在圣賢”，“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jīng)勤向窗前讀”，“貧者因書富，富者因書貴。愚者得書賢，賢者得書利”，時刻牢記“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各個村落或建宏偉的書院，或利用簡陋的塾室，延請飽學之士諄諄施教。宗族則“或附之家塾，或助以膏火。培植得一二個好人，作將來楷模，此雖族室之望，而實祖宗之光，其關系匪小”。就這樣，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在徽州這塊“辟陋一隅，險阻四塞”的土地上，不時可見“聚族成村到處同，尊卑有序見淳風”的村落，并且“文風鼎盛”，“十戶之村，不廢誦讀”。那平和的炊煙、虔敬的香火和那瑯瑯的書聲伴隨著靄靄云霧在碧藍的徽州上空一齊飄蕩、升騰。正是秉承著曾經(jīng)歷巨大人生落差、飽受痛楚的先人們生命深層激發(fā)出的堅韌頑強的變革自身的進取精神，再經(jīng)過數(shù)百年相對寧靜環(huán)境下不斷地濡染、積淀、強化而升華，徽州兒孫們的輝煌猶如徽州漫山遍野的山花，年年季季燦爛開放：：一是“以才入仕”者多。自宋代科舉成功至明清兩代以至民國以后，徽州儒生通過公平競爭躋身上流社會者數(shù)不勝數(shù)，所謂“一科同郡兩元”、“兄弟九進士、四尚書”、“一榜十九進士”、“連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父子尚書”、“四世一品”等等；徽州共走出過28位狀元，出過17位宰相，這些都占全國總數(shù)的二十四分之一，真可謂“名臣輩出”。二是“以文垂世”者多。像朱熹、戴震、胡適三位可稱得上是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巨擘；在政治、哲學、經(jīng)濟、文學、藝術、醫(yī)學、科技、飲食、書畫、雕刻、建筑、園林等領域名人燦若繁星。三是經(jīng)商成功者眾。從徽州大山中走出，順著新安江等水流走向全國乃至日本、東南亞的無數(shù)徽州子孫，在鹽、木、茶、絲、藥材、典當?shù)软椖康慕?jīng)營貿(mào)易中明清時期獨領風騷數(shù)百年，從“揚州為徽州殖民地”、“無徽不成鎮(zhèn)”、“鉆天洞庭遍地徽”等說法，可見徽商實力之一斑。一個個的碩儒、高官、巨商走出了徽州，走出了家鄉(xiāng)父老的視野，但他們的根還在故鄉(xiāng)，還扎在曾經(jīng)哺育他們的村落中，家鄉(xiāng)的水口、白墻黛瓦、街巷、古樹、祠堂、天井、鳥語蟬鳴、兒時的伙伴，更有全體宗族的期盼的臉容仍歷歷在目。于是，他們把獲得的恩寵和榮耀獻給家鄉(xiāng)，把金銀財富捐輸給家鄉(xiāng)，把自己對同宗后輩的囑托希冀題贈給家鄉(xiāng)。這樣，就給那些顯得陳舊破落的一座座村落頓然注入了無限生機：一座座世科坊、“四世一品”坊、“進士”坊、“中書”坊、“貞節(jié)坊”和“恩榮”牌樓等高高豎立村前；宏村的浩繁的“牛形村”建筑體系、石家村的宏偉“棋盤”格局、呈坎精妙的“八卦”形三街二圳九十九巷等等都得到了徹底整治；渚口建起了氣勢恢宏的“一府六縣”，敬愛堂、溥公祠、知本堂、東舒祠等等拔地而起，或被擴建、裝飾得美輪美奐；桂枝書院、紫陽書院、竹山書院等氣象萬千；非園、果園、西園、東園、桃李園等游人如織，引得名人雅士似鶯飛蝶舞般徜徉唱和；還有精美絕倫、寓意深刻的石雕、磚雕、木雕，以及語重心長的題額、楹聯(lián)、格言，更是營造出濃郁的文化氛圍，讓后學者在“問渠書屋”、“鳳游山書屋”等潛心求索，能“抬頭見扇（善）”、“步蟾”折桂，乘“祥云”升騰……于是，承載著厚重歷史期盼的一座座村落，因為她的子孫在現(xiàn)實中飛黃騰達，猶如畫龍點睛般活靈活現(xiàn)；在漫長的期待中，祖輩們以他們的“尊崇天理”、“積善積德”、“惟勤惟儉”，精心地鑄造著村落的靈魂，如今兒孫們不負厚望，不僅沒讓村魂丟失，而且又以自己的反哺，讓村魂添具了時代的風采而更加鮮活躍動！說村落是徽州社會的縮影，說村落是徽州人魂魄所系，說村落是徽州文化的博物館，等等，絲毫也不為過；最本質(zhì)的，在千年的崢嶸歲月中，村落是徽州文明得以燦爛演示的平臺，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精英文化得以演示的平臺。俱往矣。過去的村落今天只能稱為“古村落”了，導演們都已作古，一幕幕鮮活的劇目變?yōu)椤斑z產(chǎn)”，一座座平臺的原貌已經(jīng)和正消失在人們的視野。很是高興，《徽州古村落文化叢書》的作者們?yōu)槲覀兲峁┝?0本圖文并茂的書稿，能夠讓我們進入沉睡的村落，在殘存的遺物中觸摸徽州祖先的脈動，梳理徽州文化的脈絡；并且令人驚喜的是，探索者絕大多數(shù)也都沐浴著徽州文化成長，他們在情感上與徽州有一種天然的契合，而同時眼光又是現(xiàn)代的?，F(xiàn)代思維令他們既能入乎其內(nèi)，又能出乎其外；而較厚的素養(yǎng)又使得每本書的敘述深入淺出，活潑生動。10本書，選擇10個村落，10個村落選擇徽州文化的10個側面：寫江村偏重于宗族文化演繹，寫龍川偏重于名門望族溯源，寫宏村偏重于聚族而居的風水選擇，寫西遞偏重于徽商的精神世界追求，寫呈坎偏重于解剖鄉(xiāng)村社區(qū)結構，寫昌溪著力發(fā)掘儒和商兩種文化的互補，寫雄村突出書院園林文化，寫西溪南突出文學藝術尤其是書、畫、刻帖藝術的流變，寫渚口著重于聚落人文的發(fā)掘，寫石家突出村落構建藝術的匠心。稍感不足的是，每一本書是較充分的，但我認為還有徽州文化的其他更多側面大有文章可做，希望我們能繼續(xù)深化、拓展，以充分展示徽州文化形成、發(fā)展和蛻變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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