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衛(wèi)生與植物衛(wèi)生措施協定》研究

　　《實施衛(wèi)生與植物衛(wèi)生措施協定》（《SPS協定》）是烏拉圭回合中達成的一項新協定，隸屬于WTO多邊貨物貿易協定項下。由其特殊的生成背景、規(guī)制對象和價值取向所決定，從運行伊始，有關該協定本身以及與此相關的貿易紛爭即接踵而來，引致大量敏感的爭議話題，而且往往觸及到有關權利義務配置方面的根本性法律問題，因而備受矚目?！禨PS協定》以規(guī)制影響國際貿易的衛(wèi)生與植物衛(wèi)生措施（SPS措施）為己任?！癝PS措施”是由《SPS協定》所界定的一個專有概念，具有特定的含義，無法為各國國內法現有的“檢疫措施”、“衛(wèi)生檢疫措施”及“動植物檢疫措施”等概念所完全涵蓋。SPS措施與國際貿易之間構成一種既相互抑制，又相互促進的復雜而辯證的關系。正是由于SPS措施對國際貿易所具有的特殊影響，使之由最初的生命與健康安全保護措施而逐漸異化為各國普遍樂于采用的貿易保護手段，并成為當今國際貿易中最盛行的一種技術性壁壘。規(guī)制SPS措施的法律形式有國內法和國際法。其中，國際法的立法思路通常為兩種：防止危險性疫情傳播和防止異化的SPS措施成為國際貿易的阻礙，但其區(qū)別不是絕對的，不同的立法目標之間亦相互兼容。與一般的條約規(guī)則相比較，組織體制下的國際法制度及規(guī)則具有較大的優(yōu)勢，更有利于克服現有國際法的軟弱性，并最大限度地發(fā)揮其法律功效?！禨PS協定》的產生是事實與法律兩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取決于多方面的契機。除WTO總體上“一攬子”安排所提供的組織化制度約束之外，在很大程度上還要歸因于農產品談判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以及各成員在《技術性貿易壁壘協定》（《TBT協定》）適用范圍的局限性上所達成的共識。《SPS協定》的生成突出地體現了國際法律制度建設的漸進性與博弈色彩；而受到諸多制衡因素的影響與牽引，成就了該協定價值取向上最顯見的特征——均衡：既沒有絕對化的主權，也沒有絕對化的貿易自由。就《SPS協定》的規(guī)范價值而言，作為GATT94的附屬協定之一，一方面，它與其他附屬協定一樣，遵循GATT94的基本原則，延伸并具體發(fā)展其相關制度，形成特別法與一般法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它不同于其他附屬協定的特殊性在于詮釋、發(fā)展GATT94的個性角度——第20條（b）項，而且，其與第20條（b）項之間既有明顯的從屬性，又有相對獨立性。在附屬協定中，《SPS協定》與《農產品協定》和《TBT協定》的關系最為密切：它是與《農產品協定》相伴生的產物，并構成《農產品協定》的重要內容之一；而它與《TBT協定》之間則無論是在靜態(tài)規(guī)范設計上，還是在動態(tài)適用上都有著既互補又分離的復雜態(tài)勢?！禨PS協定》的實施具有特殊內涵，八年多以來，其實施效應已分別從SPS委員會的職責履行、SPS爭端解決及各成員的國內實施等多個角度、層面中反映出來。雖然在總體上，該協定的實施取得了較良好的效果，但也存在著一些明顯的困惑，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某些條款，特別是一些關系發(fā)展中國家成員方重大利益的條款（如第4條和第10條）處于被擱置狀態(tài)；二是各成員方對協定核心條款（如第2條、第3條和第5條）的理解分歧過大，以致影響相關法律規(guī)則的有效實施。對此，理論上，司法解釋與立法解釋并舉可堪稱為最佳的解決途徑，但考慮到國際條約之立法解釋更高昂的成本與難度，在現實條件下，爭端解決機構的司法解釋應當是最為可行的方法?！禨PS協定》第2條、第3條和第5條分別規(guī)定了本協定三項基本原則：科學證據原則、國際協調原則以及風險評估與保護適度原則，各成員之間的SPS爭端大多以此而展開，理論與實踐中有關該協定的法律紛爭也多集中于此。各方的分歧意見盡管有多方面的表現，既牽扯言辭表達、邏輯關系等方面的法律形式問題，也論及權利義務配置、合法性標準等方面的法律實質問題，但說到底，它們都是WTO不同主體之間立場差異及利益沖突的結果。由此，對各該條款的解析、對其適用中利弊得失的評價以及對它們未來發(fā)展趨向的預測都不可脫離國際社會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的基本格局和力量對比狀況，也不可能脫離作為一個國際組織的WTO所能夠擔負的職責。概括地說，維護各成員實施健康保護的國家主權與實現開放貿易體制利益之間的平衡是《SPS協定》所有內容追求并體現的主旨，也應當成為所有解說與評判的準繩?！禨PS協定》在中國的適用本質上屬于國際條約在國內適用的范疇，但對條約適用，我國目前不僅在一些重大理論問題上尚存誤區(qū)，而且現行的條約適用制度也存在明顯的缺陷，亟待完善。在WTO條約的適用上，雖然我國選擇了間接適用方式，但在國際法層面上，其諸項協定對我國立法和執(zhí)法都具有直接約束效力。就遵循《SPS協定》而言，一方面，作為經濟與技術水平均沒有明顯優(yōu)勢的發(fā)展中國家，也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面臨全球經濟一體化與多邊貿易法律體制的雙重挑戰(zhàn)，我國正陷入技術性貿易壁壘的中心地帶，處于“出不去、進得來”的困境之中；另一方面，毋庸諱言，我國現有法律制度有相當一部分是為人世的應急之需倉促而生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說是在形式上或外在方面與該協定的要求相吻合，深究起來仍存在著諸多方面的差距。由此所決定，我國必須在解決SPS法律制度總體定位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結合《SPS協定》要求，重點在與有關國際標準相協調、建立科學支持體系與風險評估，以及充分運用程序手段等方面做出進一步完善的努力。

　　肖冰，1965年生，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1983年至1990年就讀于南京大學法律系，先后獲得法學學士、法學碩士學位，2000年至2003年就讀于廈門大學國際法學專業(yè)，獲法學博士學位。1990年7月起任職于南京大學法學院，從事國際經濟法、國際私法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在《國際經濟法論叢》、《中外法學》、《環(huán)球法律評論》等刊物公開發(fā)表專業(yè)論文、譯文二十余篇，并合著、參編《中國涉外經濟法》等十余部法學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