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

　　這是一九四五年二月我題拙作《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的一首舊詩，沒有什么詩味，權且用來作個話頭。這本小書，原是我研究院畢業(yè)論文，屬稿于日本帝國主義發(fā)動“九一八”事變的一九三一年，脫稿于國民黨反動政府與日寇簽訂賣國的“塘沽協(xié)定”的一九三三年，詩所謂“十年前”，便是指的這段悲慘的時候：“十年后”，是指我將論文修改出版的一九四三年，也就是抗日戰(zhàn)爭已進入最后階段的第六年，那時我在昆明西南聯(lián)大，為避日機轟炸，住在城南二十里的跑馬山，沒有電，沒有煤油，真是一如豆。為了一家生活，我有課即兼，不論大專中小，也不計遠近高低，全憑兩條腿，生命也胡的懸諸奔走的。于今已是四十年了。在這四十年中，我們多災多難的祖國，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正確領導下，在連續(xù)取得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之后，建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一切都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我呢，也居然活到七十多歲，而且還要繼續(xù)活下去，繼續(xù)工作下去為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添磚加瓦，還居然能看到本小書的重版發(fā)行。所有這些，都是我當時不敢也無從夢想的。對于先師黃晦聞先生，我是服膺的，也是感激的，但并非單純地為了他的學問和對個人的私恩。有這樣一件事：“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后不久的一天下午，黃先生從城里來上課，他平素從一遲到早退，可這天卻突然中途輟講，宣布下課，掩卷而去。老稱生出于愛國的憤激心情，我們能理解，但反應如此強烈卻也令人驚訝。第二天我去有看他，他寫了兩首七絕，題目是《書憤》，其中有“眼中三十年來事，又見蝦夷入國門”和“老去此憂無可寄，不從今日始傷神”之句。我這才明白，原來老先把三十幾年前曾經(jīng)目擊的日本軍國主義發(fā)動的那次侵華戰(zhàn)爭（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之戰(zhàn)）和當前的“九一八”事變聯(lián)系在一起，而他又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和祖國的前途，這就難怪他的心情特別沉重了。“國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因此，黃先生在另一首題為《我詩》的七言律詩中，痛斥當時國民黨反勸政府為”群賊”：“傷心群賊言經(jīng)國，敦謂詩能見我悲！”（此詩不見于他的《兼葭樓詩集》，當為當路者所刪。）黃先生的這一行事，對我和我的論文寫作都很有影響，我說的“未欲一字茍”，并不僅在文字之間。本書雖名為《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其實就是漢魏六朝民間文學史，說得更確切點，也就是漢魏六朝樂府民歌史，因為從數(shù)量到質量，從思想內(nèi)容到藝術形式，從對當代到對后世詩人的積極影響，府民歌，尤其兩漢樂府民歌，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主導地位，在詩歌史上開創(chuàng)了一個新局面。遺憾的是，《漢書》的作者班固沒有把這些樂府民歌記錄下來，這實在是一個無法彌補的莫大損失。不過，班固也做了兩件好事：一是比較具體全面地記載了當時樂府采詩的范圍和數(shù)量，計采自全國各地的民歌凡一百三十八篇（未標明產(chǎn)地的《雜歌詩九篇》等尚未計在內(nèi)）。二是對這一百幾十篇樂府民歌的藝術特色和政治功用作了很好的概括和評價，這就是他說的“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亦足以觀風俗，知薄厚?！保ň姟稘h書·藝文志》）用現(xiàn)在的話來說，也就是真實地反映現(xiàn)實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從樂府詩的傳統(tǒng)角度，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沒有“緣事而發(fā)”的漢樂府民歌，便不會有曹操諸人的“借古題而寫時事”的擬古樂府，也不會出現(xiàn)所謂“建安風骨”和“五言騰踴”的局面。數(shù)百年后，由杜甫開創(chuàng)的“即事名篇”的新題樂府，以及由白居易倡導的以“詩歌合為事而作”為號召的新樂府運動，也都無從產(chǎn)生。唐代是詩的黃金時代，成就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五、七言絕句之特見繁榮，顯然也受到南北朝小樂府的影響。魯迅先生說：“舊文學衰頹時，因為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這例子是常見于文學史上的。”（《門外文談》）漢魏六朝樂府民歌便是其中最明顯的例子。關于本書的寫作意圖，我在“引言”中已有所說明，這里需要略作補充的有兩點：第一，本書自草創(chuàng)以至出版，十余年間，正當國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故篇中于敘及民族矛盾時，往往不免流露出一種傳統(tǒng)的狹隘民族觀念，然非甚有礙者，亦不加點竄。第二，此書系已出版過的舊著，為了保存原樣，不擬多所更張。凡此次增補之材料，一般均用按語加括符以示區(qū)別。本書，抗日戰(zhàn)爭期間曾由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但印數(shù)甚少，紙張亦劣。解放后，由于同志們的關懷，每以“重予付梓”相敦促，并謬有所稱引和評介；今承人民文學出版社大力支持，修訂重排發(fā)行，劉文忠同志并對全書作了細致的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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